譯者注：為了衡量中國在礦產供應安全這個重要經濟領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正確了解中國在海外的采礦規模至關重要。中國礦業公司在境外控制了多少礦山，產值占全球多少份額？對這個問題，國內公開的相關統計研究并不充分，而且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觀點往往兩極分化。呂勒奧理工學院孟瑞松教授（Magnus Ericsson）擁有多年非洲工作背景，持續關注該問題，也頻繁與中國礦業界人士進行交流探討，曾多次在中國國際礦業大會發表演講。

孟瑞松等作者利用RMG Consulting全球礦業數據庫，對近三十年以來中國礦業公司在非洲和全球的發展進行了研究，量化分析了中資對境外礦業的控制程度。2018年，中資控制的礦山在非洲礦山總產值中占比不到7%。1995年至2018年間，中國對非洲非燃料礦產開采的投資促進了生產增長，但也加強了中國對非洲礦產和金屬生產的控制。未來中國在非洲礦產和金屬領域繼續擴張，但增速將低于過去十年。通過詳細分析中國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完全或部分控制的每一個礦山，作者測算出中國對全球礦山生產的總控制權約為3%。

由于語言、文化差異以及時間等因素，作者對部分中國公司的表述或有謬誤，數據亦非100%完整，但瑕不掩瑜，值得一讀。

原文2020年7月發表于《Mineral Economics》，采用知識共享4.0國際許可，本文除對文章和圖表進行翻譯外，未進行修改。

Ericsson, M., Löf, O. & Löf, A. Chinese control over African and global mining—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iner Econ 33, 153–181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3563-020-00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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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礦企對非洲和全球礦業的控制（上）

中國礦企對非洲和全球礦業的控制（中）

 

圖7列出了2018年各公司對非洲銅產量的控制情況。應該強調的是，盡管在過去10年里快速增長，但中國的控制權并沒有超過非洲總產量的30%。其他跨國公司（嘉能可、巴里克和第一量子）控制的銅產量份額超過了中國。

圖7 2018年對非洲銅產量的控制。資料來源：RMG Consulting

鑒于剛果（金）在世界總產量中占有很大份額，以及鈷在電池技術中對于全球未來向無化石燃料的過渡所起的關鍵作用，中國對剛果（金）的鈷生產的控制尤其令人擔憂（Al Barazi 2018）。根據我們對控制權的定義，至少對礦山的部分所有權是一個必要條件。然而，就剛果（金）而言，有大量的手工小規模礦工。他們的產品有時被中國商人和小公司購買，可以說，中國的實際控制權比我們計算的要大。

為了了解這些數量有多大，我們進行了以下分析。據報道，2017年，剛果（金）的鈷產量為8.2萬噸（Reichl and Schatz 2019）。主要的非中國公司是嘉能可和歐亞資源。嘉能可報告的產量為2.7萬噸；歐亞資源的產量據說是1萬噸，但根據實地研究，產量有所下降，2017年只有3000噸；我們使用了較低的保守數字（Al Barazi (2018) p. 79）。兩家由印度資本控制的公司占7000噸，包括喬治·福雷斯特公司（George Forrest）在內，共1.1萬噸。詳見表6。

表6 中國公司在剛果（金）的鈷礦控制

在中國控制的礦山中，TFM和Metorex公布了的產量，分別為1.9萬噸（2018年）和5000噸（2017年）。以全國總產量為起點，小規模生產占余額約為2萬噸（Al Barazi 2018; BGR 2019），其中華友鈷業估計控制了約1.2萬噸。如果我們假設所有剩余的小規模生產都由中國公司控制，我們就不會低估，因為已知小規模生產是由其他公司控制的。因此，中國控制的總量最高可能為4.1萬噸，或剛果（金）總產量的50%。

據報道，除剛果（金）外非洲國家（馬達加斯加、摩洛哥、南非、津巴布韋和贊比亞）的鈷產量為1萬噸。中國控制的贊比亞礦山可能生產一些少量的鈷（3000-4000噸），而在其他非洲國家，我們不知道中國對鈷生產礦山的控制權。因此，中國對非洲鈷總產量的控制不會超過50%。我們認為，中國控制的贊比亞鈷產量可能被低估，而剛果（金）的鈷產量被高估。剛果（金）的國家總數據仍有嚴重低報的風險，但我們無法評估這種可能性。

中國控制的鋁土礦產量的強勁增長和高絕對值表明，中國公司正在擴大其重點，并在出現新機遇時抓住新的機遇。其他金屬在中國在非洲的總體情況中發揮的作用不太突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來自非洲的合金金屬產量，如鉻和釩，占中國對這些金屬生產的全球控制總量的100%。像鈷一樣，釩是一種所謂的“電池金屬”，在向無化石的未來轉變的過程中，它可能變得至關重要。然而，由于電池技術的未來發展尚不詳，對這些金屬未來需求的預測尤其不確定。

如果以公司為單位計算2018年非洲受控制礦山生產的價值，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中國公司是洛陽鉬業，控制了約13億美元（占非洲生產總價值的1.5%）。排在第二位的中國有色集團，控制了約4.4億美元（0.5%），其次是紫金和五礦，分別控制了約4億美元，而金川控制了約2.5億美元。

幾內亞鋁土礦產量的快速增長使中國宏橋成為一個新的主要參與者。由于沒有確切的所有權數據和各方之間的內部協議，我們無法確定它是否完全控制了合資企業贏聯盟（SMB）；如果是的話，中國宏橋將控制大約10億美元的產值，并躋身非洲采礦業的頂級中國公司之列。

錳的價格在過去幾年中暴漲，中信在加蓬的蒙貝利（Bembélé）錳礦的產值也可能達到同樣的數量級。如果錳的價格保持在這個高位，中信將成為中國在非洲最大的礦業公司之一。

圖8概述了2018年企業對非洲礦山生產總價值的控制。以這種方式衡量，僅英美資源的控制權就達到所有中國公司控制權總和的兩倍多，比2018年最大的中國公司洛陽鉬業大10倍左右。這家中國公司在非洲排名第10位，控制著與和諧黃金（Harmony）、紐蒙特和金田（Gold Fields）相當的非洲礦山總產量份額。這也是在考慮到中國對小規模鈷生產商的大量控制之后的情況。

圖8 2018年各公司對非洲礦山總產量的控制。資料來源：RMG Consulting

中國對艾芬豪礦業（Ivanhoe Mines）的逐步投資有可能使其成為第一家由中國投資者控制的大型上市礦業公司。艾芬豪由礦業大亨羅伯特·弗里德蘭（Robert Friedland）創辦和經營，在剛果（金）發現了卡莫阿-卡庫拉（Kamoa-Kakula）銅礦，其銅品位非常高，平均銅品位為5.5%。這是過去50年里在剛果（金）新發現的最重要的礦床。相比之下，世界上有競爭力的大型銅礦的品位徘徊在1%或以下。2015年12月，當銅價暴跌時，紫金公司以4.12億美元購買了該項目50%的股權。這家中國公司也是艾芬豪的最大股東之一，自2015年3月起分步收購，共持有13.8%的股份。

加上擁有26.4%股權的中信集團，中資占艾芬豪公司權益的40%以上。卡莫阿-卡庫拉可能在2021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銅礦之一。艾芬豪還運營基普什（Kipushi）鋅礦項目、剛果（金）的另一個銅礦項目以及南非的一個鉑金項目。顯然，這些項目中的任何一個或所有項目的成功，都將一舉提高中國對非洲礦業的控制。

我們對中國在非洲和全球礦業的投資進行分析，發現了一些趨勢和特點。至少在海外擴張的最初階段，中國公司對困難和邊際資產的支付過高。中國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投資遇到了強烈的政治反對，特別是當大公司參與其中時。交易往往是與東道國的政府實體達成的。中國投資者依靠當地管理的項目似乎比中國管理的項目更成功。

然而，中國公司正逐漸從他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變得越來越有效率，海外知識越來越多，其中一些公司很可能在未來十年內與全球同行成功競爭。當中國控制的業務被出售時，它們往往被其他中國公司接管。中國控制的礦山生產大多以原礦或精礦的形式出口，而不是在東道國進行選礦。最近擬議的對幾內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氧化鋁生產進行的投資是否會實現并改變這種狀況，尚有待觀察。

未來發展

中國未來對境外礦產和金屬生產的控制水平，無論是在非洲還是在全球，都取決于一些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因素，例如：中國的金屬需求將如何發展？中國政府是否會繼續推動改善供應安全？非洲和世界各地礦產豐富的東道國是否會對中國的投資變得更加嚴苛？中國公司在當地的行為也很重要：他們的海外項目會有多成功？

控制礦產生產有兩種主要途徑：收購現有礦山或開始勘探以尋找礦床。第一種途徑是立竿見影的，而第二種選擇則需要數年時間，而且往往風險很高，因為即使花費大量資金也不能保證成功。地質師和采礦工程師指出，在100-1000個勘探項目中，成功的也許只有一個礦山。對于已經確定了礦床的項目，成功率會提高，滯后時間會縮短。在采礦業發達的國家，融資、許可、工程和建設往往比沒有采礦歷史的國家更快。

未來5-10年，中國和全球金屬需求很可能繼續增長，但增速可能低于2010年代。人口和全球經濟發展指向這個方向，當前邁向無化石未來的努力將進一步支持這一增長。中國在增加金屬需求方面可能不會像超級周期期間那樣發揮重要作用，但毫無疑問仍將是主導驅動力。

隨著對進口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中國政府可能希望改善供應安全——這也是長期以來的政策。這可以通過增加國內生產來實現，但這種擴張似乎遇到越來越多的障礙。在北京周邊的省份，中國多達30%的氧化鋁產能可能被關閉，以應對污染（Farooki 2018, p.2）。據說中國正在進行“環境范式轉變（environmental paradigm shift）”，所謂的綠色礦業發展倡議只是這一轉變的一部分（Dolega and Schüler 2018）。

另一個提高供應安全的方法是中國公司加強對海外采礦業務的控制。除了供應安全問題外，中國人對大型跨國礦業公司的壟斷力量也一直存在強烈的擔憂。可能無法討論這種擔心有多大的根據，但至少在投資一些鐵礦石開采項目（包括那些已經失敗的項目）時，它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中國正在引入更嚴格的環境法規和能源限制，再加上不斷增加的總體成本情況，這將減少許多中國國內礦山（按國際標準來說是小型礦山）的利潤，使海外項目更具吸引力。從總體政治層面來看，與從世界市場進口相比——即使是長期合同——由中國公司控制的新礦山也將增加供應安全性。

為了保持對礦產生產的控制份額，中國公司必須繼續投資，如果希望控制生產的份額增加，投資必須高于世界其他地區的投資者，并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們沒有衡量近年來全球礦業投資與中國投資的關系，只能從中國投資者目前參與的全球和非洲的項目中得出結論。

在全球層面，中國最近對重大世界級項目的投資，以及對新的“綠色”金屬（如鋰）需求增加，表明中國公司繼續愿意收購新產能。這是一條風險較小的發展道路。目前的中國政治似乎支持這一趨勢，以增加供應安全性，或至少不增加對主要跨國礦業公司的依賴。最近的新聞證實了這一點。江西銅業成為加拿大第一量子公司的最大股東，該公司是贊比亞Kansanshi銅礦的主要股東（Lewis 2019）；而紫金公司接管了加拿大初級公司大陸黃金（Continental Gold），該公司在哥倫比亞經營武里蒂卡（Buritica）金礦項目，計劃在2020年底開始生產（Zijin, Continental Gold 2019）。

對于非洲，我們將努力深化討論，并將從正在進行的項目開始考察，首先是勘探項目，然后是所有類型的項目。

中國在非洲的勘探支出是一個長期指標，表明中國公司對非洲礦產生產的控制力可能會增強。如果許多勘探項目正在運行，那么發現新礦床的概率就會更高。

在一項關于全球勘探活動的年度調查中（Metals Economics Group 2012），2010年首次提到了兩家活躍在非洲的中國公司：中輝礦業和中國有色，他們共花費1800萬美元在贊比亞尋找主要的銅。這相當于當年在贊比亞勘探投資總額的17%。2014年，中國公司贊比亞加大了勘探力度，三家公司——金川、中國有色和五礦資源，共花費了2500萬美元，約占贊比亞總投資的21%。在剛果（金），金川和五礦資源投資了3100萬美元。總的來說，包括未被調查的公司的未報告金額，我們估計2014年中國公司在非洲的勘探投資超過6000萬美元。

然而，在2014年整個非洲的勘探投資總額（17億美元）中，中國公司的貢獻不到3%。這一數額表明中國的勘探工作在歷史上和今天的規模都很有限。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勘探工作在過去幾年里急劇增加。可能是由于中國公司已經有了10年的經驗，所以效率有所提高。幾內亞鋁土礦產量的快速增長可能表明，中國公司或許有能力獨立完成綠地勘探項目。但即使如此，也很可能不足以將有限的勘探支出轉化為一系列可能增加中國控制權的新項目。

過去25年中，任何一年中國在非洲進行的項目數量是衡量中國未來潛在產量的又一指標。從表1可以計算出這個指標的一個版本。然而這其中發生了低估，因為該表只包括在研究期間已經變成礦山的項目。這一缺陷通過納入表2中的項目得到了部分彌補（見表7）。

表7 1995-2018年中國控制項目和在產礦山數量

1995年，中國在非洲沒有項目或在產礦山；2013年，在產礦山數量為15個，正在進行的項目增加到16個。2018年，正在進行的項目有所減少，但礦山的數量繼續增加，這部分是由于一些項目已經變成了礦山。然而，也有一種風險，即我們可能已經錯過了一些項目，從這種減少中得出任何明確的結論還為時過早。鑒于一個勘探項目開發成礦的時間滯后往往長達15年，因此，中國今后對非洲礦業的控制似乎有增加的潛力。

然而，正如Raw Materials Data所報告的那樣，未來潛在增長的另一個指標是在全球和非洲的勘探和其他早期項目數量。2013年，中國控制的此類項目有175個，其中大約一半在澳大利亞，其次是非洲，約有30個項目，這說明未來礦山數量可能會增加。2017年對項目進行了類似的統計，得出的數字是約240個項目（Farooki 2018, p 9）。

僅僅這些項目的數量可能不足以支撐中國在未來5-10年內持續增長的礦山生產和對非洲的控制。由于正在進行的勘探項目數量有限，在未來5-10年內，中國新增的礦山產量，以及對非洲礦業的控制權的增加，似乎必須來自于已經進行的或即將進行的收購擴張。正在進行的幾內亞鋁土礦和剛果銅鈷礦的開發可能是最明顯的例子。此外，以厄立特里亞為基地，逐步進入東非將是可能的。

有一些因素支持中國對非洲礦山生產的控制繼續增長，而其他因素則相反。這些因素在中國和世界范圍內都起了作用，我們從促進中國公司擴張的因素開始。

這些公司已經積累了經驗，克服了早期遇到的一些問題。這意味著，在同樣的資金投入下，中國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產量，從而提高控制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只有數量有限的中國公司在非洲開展業務；大部分是參與以前發展援助項目的公司，如坦贊鐵路。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中國公司普遍缺乏合適的技術能力來經營大規模、高產量的礦山，更不用說在政治、文化和天氣條件不同的外國，而且是在一個陌生的商業環境中。中國的建筑公司也是如此，它們通常承包了中國控制的項目中的礦山、選礦廠和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非洲，最初大體上毫無根據的樂觀情緒已經被對任何采礦項目所涉及的所有類型風險的更現實的期望和判斷所取代。

中國投資資本在未來很可能不會像以前那樣自由流動，這可能會阻礙中國公司的海外擴張。失敗或推遲的項目，如邦州（Bong）、西芒杜（Simandou）和唐克里里（Tonkolili）等鐵礦，進一步使礦業公司，特別是支持中國向非洲擴張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更加謹慎，不愿意承擔風險。也有跡象表明，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總體上更加克制（Anonymous 2019）。最近，來自拉丁美洲的礦物和金屬流量不斷增加，成為非洲的一個選擇。這些進口通常來自政治風險較小的國家，至少與一些非洲國家相比，這些國家的采礦成熟度和政治穩定性更高。

在未來十年里，對非洲項目的競爭可能會比過去更加激烈。在過去20年里，中國在非洲的增長背后的一個原因是，根植于歐洲、北美和南非、在傳統上主導著非洲采礦業的跨國公司部分撤出了非洲，他們希望在地理上分散風險。到2020年，這一進程已經結束，就地理風險而言，他們的投資組合已經很平衡了。跨國公司可能從現在開始再次對投資非洲感興趣，原因與他們的中國競爭對手相同。迄今為止，中國的成功肯定會進一步提高主要跨國公司在非洲投資的興趣。此外，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公司也很活躍，正在爭奪非洲的資源（Melber 2010）。

在一些國家，例如贊比亞，中國存在和中國公司的一些做法有時會遭到政治上的強烈反對（Hairong and Sautman 2013），這可能會影響中國公司在贊比亞和其他國家繼續投資采礦業的意愿。

綜上所述，海外項目數量不斷增加，中國企業將這些項目轉化為經營性礦山的能力不斷提高，表明中國企業在全球和非洲的擴張。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信號也各有不同，一方面是更嚴格的環境法規和對供應安全的呼吁，另一方面是更謹慎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非洲巨大的未開發礦產潛力仍將是中國公司繼續開展活動的主要動力。中國海外礦業投資以及中國對全球礦業生產的控制在未來也可能繼續增加，盡管很可能比過去五年的速度要慢一些。

討論

礦山所有權被用作衡量中國對全球和非洲礦業的控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簡化，因為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行使控制權。如果能將這些額外的控制機制包括在內，中國的控制權會是什么呢？

—管理

前文提到，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和經驗有限，但他們走上了一條學習曲線（learningcurve），盡管很陡峭。

—連鎖董事

一些公司，如加拿大基本金屬生產商泰克（Teck）和一些大型澳大利亞鐵礦石合資公司以及FMG（Fortescue），都存在連鎖董事制度（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但在其他擁有中國少數股東的公司，如南非黃金和鉑金生產商斯班一（Sibanye），則沒有這種制度。

—科技

總體來說，中國的技術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標準，它們本可以用來加強中國對礦山生產的控制。

—長期合同

一些澳大利亞鐵礦和合資企業與中國股東及客戶有長期合同，例如湖南華菱鋼鐵在FMG的14%股份通過長期合同得到加強。

—基礎設施

對于大宗礦產品，特別是鐵礦石和鋁土礦以及銅礦，對運輸路線的控制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鐵路和港口，就沒有出口和項目。這種情況使得資源換基礎設施（R4I）成為中國對非洲投資的關鍵因素。在剛果（金）和安哥拉采用了資源換基礎設施模式，用于將銅運出中部非洲，用來確保中國獲得礦產資源（Alves 2013; Konijn 2014）。一個更早的例子是贊比亞到印度洋的坦贊鐵路。為了讓加蓬、幾內亞和塞拉利昂的鐵礦項目順利進行，基礎設施是一個關鍵的組成部分，而這一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因此，最初的采礦受到限制。中國在交通領域的投資如何影響其對非洲或全球礦產生產的控制并不明顯，也很難進行評估和量化。通常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項目將中國擁有的項目與出口市場連接起來，因此在已經通過所有權行使的基礎上并沒有增加多少控制權。

中國通過對剛果（金）鈷生產的所有權進行控制，并通過在中國對鈷礦和精礦進行垂直整合和進一步的下游加工來加強控制。很難將這種額外的控制與密切相關的市場知識所產生的控制權相區分。這兩個因素共同加強了中國公司對鈷產業的所有權控制。在鋰礦方面，未來可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這兩個因素——垂直整合和市場知識——部分源于中國貿易公司的日益壯大（Löf and Ericsson 2019）。

中國公司和政府用來控制礦山生產的最重要的額外方式是對各國特別是非洲國家提供財政和政治支持。在2000年至2018年間，中國對非洲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貸款達到1520億美元。安哥拉獲得了這些貸款的很大部分，幾乎占30%。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蘇丹在2017年之前的這段時間里，總共占了另外20%的貸款總額。兩個礦產豐富的國家贊比亞和剛果（金）獲得了近140億（9%）的貸款。截至2017年，資源開采貸款為194億，其中91%給了安哥拉國有石油公司（Sonangol），其余的給了剛果（金）的華剛（Sicomines）合資公司、厄立特里亞的一個金礦以及可能是納米比亞和尼日爾的兩個鈾礦項目，金額都比較小。原本給剛果（金）的90億貸款經過重新談判后減少到60億，而實際只支付了13億。貸款金額在2013年之前一直在增加，此后除了2016年的一個高峰之外，逐漸下降（(Hwang et al. 2016; Brautigam 2020, CARIdata 2020）。

這兩種控制機制很難衡量和量化。如果沒有對中國公司的財政支持，它們的擴張速度很可能會比現在慢。中國援助的政策背景和影響以及地緣政治野心一直是一系列研究的重點（see Konijn 2014）。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其他捐助方的做法不同，中國的援助和貸款政策與東道國政策之間沒有直接聯系。對安哥拉、剛果（金）、加蓬、加納和尼日利亞的資源換基礎設施交易的影響的案例研究表明，這種交換“本質上并沒有加劇資源詛咒，也不是解決其弊病的萬能藥”（Konijn 2014 p.3）。“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成為中國的一個新計劃，可以加強其對礦山生產的控制，但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的跡象有限（Farooki 2018）。

一些間接的礦山生產控制方式被中國公司和政府采用，而另一些則不采用。但特別是，給予中國企業的財政支持，以及建設運輸金屬和礦產的交通基礎設施，是加強中國控制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國對全球和非洲礦山生產的控制可能比所有權份額所顯示的要高，但無法量化其重要性。我們尚未找到明確的證據支持這樣的假設，即與持股相比，這些額外的控制方法將大大增加中國的控制權。

中國對非洲礦業的投資促進了非洲礦山生產的增長。對于非洲的東道國政府和全世界的金屬消費者來說，一個重要的假設問題是：如果中國人變得沒有以前那樣活躍，其他投資者是否會介入？盡管如此，我們只能注意到，由于中國的投資，非洲已經成為世界上礦山生產增長和采礦業對國民經濟貢獻最大的地區之一。

中國投資者對非洲東道國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很簡單，他們準備投資，而且還提供了相對有利的條件，至少在紙面上是這樣。同時，很明顯，中國公司的投資基礎與傳統的大型礦業公司相同：以盡可能的速度開采和出口礦物，并實現盈利。

中國公司的海外采礦活動已經影響到全球金屬市場、東道國和采礦公司競爭對手。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公司面對來自市場的壓力做出反應，也在逐漸改變其行為。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外國國有企業或國有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是否存在特殊問題？”答案是：“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參與也沒有帶來任何特別的問題，那些無法在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的政策框架內得到適當處理的問題”（Drysdale and Findlay 2009）。

另一個重要的后續問題是：中國進入全球礦產和金屬市場產生了什么影響？正如一位長期研究全球采礦業的人士所說：“中國的股權收購、貸款和長期采購合同是通過確保中國買家的優惠準入，來幫助鞏固一個緊密集中的供應基地，還是幫助增加供應來源和使供應基地多樣化，使提供的產出對所有買家都更具競爭力？”基于2010年石油和礦業的21個案例，該研究得出結論：“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主要的推動力......是產出的多樣化和加強生產商之間的競爭”（Moran 2010）。看到后續研究肯定會很有趣。

在國外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必須遵守規則，才能獲得國際金融市場的準入。如果中資銀行的限制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將轉向海外金融市場。這些貸款人將對中國公司經營海外業務的方式提出額外要求。在2007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了中國目前的做法與新興的國際規范和標準之間的差距（Li 2007）。鑒于最近的研究結果，自那時以來這一差距似乎至少沒有擴大（Ali等人，2018）。

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境外經營，在多大程度上能促使中國公司在境內礦山中發展和改變其經營實踐和常規慣例？健康和安全、環境保護和透明度是這些影響有可能推動中國公司在中國的運營發生重要變化的領域（(Farooki and Kaplinsky 2012; ILO 2012; Tanget al. 2020）。

結論

中國公司遠未控制非洲采礦業，更沒有控制全球的礦山生產。中國公司總控制權還不到非洲礦山生產總值的7%。洛陽鉬業、紫金、五礦和其他幾家中國公司控制了非洲銅產量的30%左右。通過在剛果（金）和贊比亞的強勢地位，中國公司控制了非洲鈷產量的50%。他們的影響力可能會繼續增加，盡管可能達不到過去十年末那樣的增速。

由于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日益緊張，中國公司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政治不利因素，特別是在東南亞。隨著中國公司的成功，對中部非洲世界級礦床的競爭可能會加劇。在未來幾年，隨著金屬需求緩慢但持續的增長，世界各地的礦業國家和公司仍有選擇和可能從中國的海外礦業投資中獲益（Besada and O’Bright 2017; Ebner 2015）。

中國公司仍然需要從中國以外的制造商那里獲得最先進的設備和最佳可用的實踐和技術。中國公司需要對其向非洲國家政府提供的服務進行微調，以避免一些東道國對其提出的批評。因此，非洲國家仍有時間為開采其礦產資源談判更好的交易。對于非洲國家政府來說，在中國公司和來自歐洲、北美或澳大利亞的傳統跨國礦業公司之間創造一個競爭局面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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