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礦企對非洲和全球礦業的控制（上）
- 2021-05-12 22:49:23
- 來源：公眾號：世界礦業
- 作者：GM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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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注：為了衡量中國在礦產供應安全這個重要經濟領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正確了解中國在海外的采礦規模至關重要。中國礦業公司在境外控制了多少礦山，產值占全球多少份額？對這個問題，國內公開的相關統計研究并不充分，而且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觀點往往兩極分化。呂勒奧理工學院孟瑞松教授（Magnus Ericsson）擁有多年非洲工作背景，持續關注該問題，也頻繁與中國礦業界人士進行交流探討，曾多次在中國國際礦業大會發表演講。
孟瑞松等作者利用RMG Consulting全球礦業數據庫，對近三十年以來中國礦業公司在非洲和全球的發展進行了研究，量化分析了中資對境外礦業的控制程度。2018年，中資控制的礦山在非洲礦山總產值中占比不到7%。1995年至2018年間，中國對非洲非燃料礦產開采的投資促進了生產增長，但也加強了中國對非洲礦產和金屬生產的控制。未來中國在非洲礦產和金屬領域繼續擴張，但增速將低于過去十年。通過詳細分析中國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完全或部分控制的每一個礦山，作者測算出中國對全球礦山生產的總控制權約為3%。
由于語言、文化差異以及時間等因素，作者對部分中國公司的表述或有謬誤，數據亦非100%完整，但瑕不掩瑜，值得一讀。
原文2020年7月發表于《Mineral Economics》，采用知識共享許可4.0國際許可，本文除對文章和圖表進行翻譯外，未進行修改。
Ericsson, M., Löf, O. & Löf, A. Chinesecontrol over African and global mining—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inerEcon 33, 153–181 (2020).https://doi.org/10.1007/s13563-020-00233-4
受篇幅限制，本文將分三篇發布。
引言
幾個世紀以來，非洲的資源一直是冒險家、國王、商人、政府和公司的誘人目標。十九世紀末，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瓜分非洲，刺激了對非洲資源的爭奪，給非洲人及其社會帶來了可怕的后果（Diogo and van Laak 2016）。雖然非洲有采礦和冶金的傳統，但直到非洲南部的鉆石和淘金熱才使非洲礦產資源成為焦點（Yachir 1988）。在20世紀，歐洲和北美的利益集團主導了非洲的采礦業。在本世紀中葉獨立和國有化之后，國家控制力的增強短暫中斷了。在21世紀初，一場新的非洲爭奪戰似乎開始了（Southall and Melber 2009）。中國礦產需求的快速增長，在國內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非洲尚未開發的龐大資源吸引了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投資非洲勘探和采礦。
1997年，中鋼（Sinosteel）收購了迪勞孔（Dilokong）鉻鐵礦，標志著中國開始對非洲礦業進行投資。然而，這并不是非洲和中國礦工之間的第一次接觸。1904年布爾戰爭后，南非金礦勞動力嚴重短缺。在接下來的兩年里，有64000名中國合同工人被輸入南非。1906年，他們占礦上非技術人員總數的34%。
中國工人被視為國際商品，并以三年合同的形式留下來，其條件原則上與非洲移民勞工相似。1907年，當一大批中國工人的合同到期時，他們有可能成為移民，這使得中國問題成為德蘭士瓦（Transvaal）選舉的一個關鍵問題。布爾將軍斯穆茨（Smuts）和博塔（Botha）贏得了選舉，所有中國工人在合同結束后被遣返回中國。到1910年，他們全部被送回家（Allen 1992）。
下一批中國礦工花了將近100年的時間才到達南非。
有人對中國公司進入非洲和全球礦業領域的影響表示嚴重擔憂。有聳人聽聞和夸大其詞的說法，例如“中國人似乎決心拉所有可用的杠桿……中國的資源事業是全球性的，也是歷史上最具侵略性的”（Moyo 2012 p. 3），也有學術研究，仔細研究中國采礦活動的方方面面（如Cooke et al. 2015; Deng 2013; Kaplinsky andMorris 2009; Morgan 2019; Sautman and Hairong 2019）。
圖1中的漫畫說明了新形勢，就像它表面上看起來和媒體上普遍呈現的那樣——中國正在控制非洲的礦產資源，在那里，150年來歐洲和北美礦業公司的主導地位一直沒有受到挑戰。然而，不能將20世紀殖民國家和跨國礦業公司對非洲的分割與今天中國的存在進行比較。非洲獨立國家的政治局勢、新的采礦技術以及公眾對采礦造成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的監督和認識，使得中國的礦業公司不可能像英美資源（Anglo American）、紐蒙特（Newmont）或上加丹加聯盟（Union Minière）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那樣行事。
圖1 漫畫：中國公司投資非洲礦山。Kevin KALKallaugher，經濟學人，Kaltoons.com
為了衡量中國在礦產供應安全這樣的基本經濟領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正確了解中國在海外的采礦規模至關重要。如果對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特別是在非洲對礦產生產的控制沒有一個最新的和微調的看法，那么任何試圖認真和現實的討論都會變得困難。我們的研究表明，首先，中國在非洲和全球對礦山生產的控制比一般預期的要小得多，而且在過去20年里發展緩慢，顯然沒有任何總體規劃。其次，試圖采用“中國公司”的概念——即由中國政府主導使控制礦產品流向中國——這種想法過于簡化。本文的目的有三個方面：
- 衡量中國對全球和非洲非燃料礦物生產的控制；
- 監測中國這種礦業控制權隨時間推移的發展；
- 分析哪些公司是活躍的，以及它們如何與中國國家利益互動。
分析基礎是一個經過25余年建立的礦山數據庫，監測世界上所有礦山：不僅包括中國公司，而是所有公司的生產、所有權和其他細節（Raw Materials Data;Ericsson 2011）。詳細了解中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礦山生產的控制規模和程度，為討論這些采礦活動的所有其他影響提供了科學依據。許多研究都涉及到中國投資和控制礦山生產所帶來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后果，關于整個非洲（Cheru and Obi 2010; Burgis 2015; Wegenast et al. 2017）或是某些國家的特定方面（Human Rights Watch 2011）；而另一些研究則將中國公司做法與非中國公司的做法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什么區別（Jansson et al. 2009 p. 39; Sautman 2015; Sautman and Hairong 2012）。
這些重要的主題不在本研究的范圍之內。本文首先回顧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礦業投資，為在非洲的活動提供了一個背景，隨后介紹從事海外勘探項目和采礦業的最重要的中國公司。我們將更詳細地分析中國對非洲礦業控制的加強，討論中國對全球和非洲礦業生產的控制在未來可能的發展。最后，我們將對中國公司進入全球礦業領域對國際金屬市場、非洲國家和中國國內采礦業的影響做一些觀察。
研究方法
—所有權和控制權
誰控制著一家公司，是它的所有者，管理層，還是貸款人？這些問題吸引了經濟學家和其他科學家近百年的興趣（Berle Jr and Means 1929; Gogel and Koenig1981; Demsetz and Lehn 1985）。控制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行使，其中所有權是最基本和最直接的方式。對公司進行控制的其他方式有許多，例如，通過行政和技術管理、連鎖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長期合同、市場知識（market knowledge）、專有技術、基礎設施、融資和垂直整合。這些控制公司的不同方式的重要性在不同的行業和同一行業內不同時期有時差異很大。
在本研究和以前的研究中，我們對采礦業的控制權做了如下定義：“控制權是指有可能對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采取果斷行動，而不是對公司的日常影響。這些問題包括公司的廣泛政策、關于大型投資的決定、購買或出售子公司以及任命或解雇高層管理人員的權力”（Tegen 1994; Ericsson and Tegen 2016）。在全球采礦業中，所有權——無論是多數控股還是有時通過合資企業的部分所有權——都是迄今為止控制礦山及其生產的最常見方式。在20世紀中葉，管理合同是控制南非大型采礦業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也是控制全球礦山生產的一個重要特征。隨著南非在全球礦山生產中所占份額的下降，情況已不再如此（Ericsson and Tegen，1988年）。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利用上述所有潛在的控制機制對一個礦山或礦業公司的控制權進行量化評估？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們有理由認為，在采礦業中，所有權和控制權是密切相關的。在衡量所有權并將其轉化為控制權時，有時是以數學方式按股權比例進行的。然而，這種方法導致了某些問題。它高估了分散的、身份不明的小規模持股的影響；反之，低估了大股東的真正力量，也許他們本身就是礦業公司。此外，由于小股東顯然無法施加任何控制，它使礦山生產的某些部分不受任何人的控制。相反，我們使用了《采礦業中誰擁有誰》（Raw Materials Group 1997）中描述的模型。我們采用了一個詳細的矩陣，其中有50％、20％和10％的所有權的關鍵限制，以及所有者數量的幾種組合，以確定控制級別。
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中國公司的控制權，這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因為其中許多公司是由國家控制的。Radetzki已經詳細論述了采礦業中對國有公司控制的一般問題。他的結論是，在這個具體案例中，“鑒于控制權概念的模糊性......完全依靠股權所有權作為衡量標準”（Radetzki 1985 p. 19）。當然，中國對礦產資源生產和礦山生產的控制模式有一些具體的特點，這些特點將在下面的“討論”部分定性地介紹，在量化中國的這種控制時，最好能考慮到這些特點；但是，為了確定中國境外礦山生產的控制，我們將股權所有權作為控制的一個有用的替代物，原因與上面一樣。
我們的控制措施及其隨時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監測中國政治戰略計劃和中國公司投資的長期影響，這些投資衡量的是實際生產和進口到中國或在全球市場上銷售的實物數量。這些數量是政治壓力、資本投資和運營費用的最終結果。這些礦石和精礦的實際數量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公司最終試圖控制和掌握的，以滿足中國的需求并獲得必要的利潤。
公司和政府經常對新的長期投資項目和融資計劃做出樂觀的宣布。但是，如果正在建造礦山并創造就業機會，這些計劃究竟會變成什么目的，只有在若干年后才會顯現出來。在此期間，政治家、記者和分析家們根據他們想要達到或證明的目標，做出樂觀或悲觀夸大或低估。在他們的分析中，投資時或達成交易時的總體經濟形勢和政治感受往往被賦予過多的權重。使用我們選擇的方法可以避免其中的一些問題。
的
礦業數據庫（Raw Materials Data，RMD 2014）被用作起點，以確定1990年至2013年世界各地有中國所有的生產礦山，不包括中國境內礦山，并根據廣泛的信息來源更新至2018年，包括企業年度報告、新聞稿、國際礦業媒體、學術研究和日報等。
通過采用上述方法，并根據所有權情況劃分產量，來確定對每個礦山產量的控制。例如，如果有兩個已確定的股東A和B，各擁有30%的股份，其他股份分散在大量的業主中，每個人都持有少量的股份，那么控制權被認為是在A股東和B股東之間50：50劃分，與A和B的持股比例（30：30）相同。這樣一來，就沒有任何生產不受任何公司的控制。每個礦山或公司的所有礦山產量在最后一步按每年年底的控制份額分配給控制公司。
為了將所有礦物和金屬納入分析，在采礦階段，根據年度平均價格計算控制生產的價值。這樣一來，所有礦物和金屬的生產價值就可以加起來，得到一個總體情況。這說明了對所有礦物和金屬生產的控制，并以在采礦階段的所有礦物和金屬生產的全球總價值的百分比來衡量。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國家分析公眾持有或運營的公司時，獲得相關和正確的數據對于關注采礦業所有權和生產數據來說不是一個大問題。許多主要的中國上市公司也提供了足夠的信息。然而，令人沮喪的是，當一家公司或一項業務主要由中資公司控制時，要獲得關于所有權和生產的正確而可靠的信息往往會變得更加困難，有時甚至不可能。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掌握了1995年至2018年期間由中國所有者全部或部分控制的幾乎所有礦山的足夠詳細的信息。我們收集了二十多年的數據；我們也意識到，盡管采用了這種詳細的方法，我們還是遺漏了一些產量有限的礦山。本文后面將討論這些未包括的產量的邊際效應。
本研究只涉及非燃料礦物，即礦物和金屬，不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價值鏈中采礦之后的步驟，即冶煉和精煉，也是吸引中國興趣的行業。然而，對這些行業的投資更為有限，我們沒有將其納入分析中。
在撰寫本報告時（2019年年中），沒有完整的2018年生產統計數據。我們使用了已有的2018年生產數字。為了得到2018年世界礦業總產值的數字，我們用2017年的產量數字補充了缺失的數據，并使用了2018年的平均價格。產量相對穩定，但價格波動較大，對不同年份的產值變化影響較大，因此，這是獲得2018年世界總產值大致合理正確數據的一種方法。
中國礦業全球投資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海外礦業投資在大多數年份都保持在每年50億美元以下，如見圖2所示。在2010年代初，大部分年份的投資達到100-150億美元，2013年達到250億美元的高峰。這與同年總價值約為80億美元的洛陽鉬業（China, Moly）收購TFM（Tenke Fungurume）銅鈷礦和兗煤收購澳大利亞煤礦相一致，也包括其他交易和投資。這些數據包括項目投資、企業并購以及撤資，也顯示出依賴中國統計數據的困難。
圖2 中國海外礦業投資（單位：10億美元）。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的投資主要由三個因素驅動：- 在長期和持續的中國經濟繁榮中，對金屬的需求不斷增長；
- 高企的金屬價格吸引了中國投資者出于純商業原因的興趣；
- 政府政策激勵/命令和支持對外直接投資（FDI）。
隨著中國政策和全球金屬市場狀況的變化，我們可以將中國在全球礦業領域的逐步擴張分為幾個以下主要時期。
2000年前
中國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始于 20 世紀 90 年代，為海外擴張奠定了基礎（Green and Liu 2005）。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為確保礦產供應，中國開始向海外擴張。中鋼和寶鋼這兩家中國主要的國有鋼鐵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兩個鐵礦中——恰那（Channar，1990年）和東坡（Eastern Ranges，1995年）——占有少數股份。這些交易仿效了日本企業的參與模式，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初也是在西澳大利亞簽訂了長期合同，當時日本的鋼鐵工業正在蓬勃發展，而日本人則是以少數股權的方式參與其中（Wilson 2012）。
第一個被中國公司100%收購的大型礦山是秘魯馬爾科納（Marcona）鐵礦，該礦于1992年私有化。中國最早的海外礦業投資是在鐵礦石方面，這是符合邏輯的，因為鋼鐵工業是早期工業化階段的重要動力，在中國更是如此，因為中國遵循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特別強調重工業的發展。
2000–2005年
支持中國經濟國際化的“走出去”政策于21世紀初宣布，并在 2003-2004 年擴展到采礦業（Jansson 2011）。中國的經濟和產業結構鼓勵大型國有企業發揮引導作用，促進了海外擴張。此外，在政府的密切控制下，中國的金融行業通過低成本貸款和其他金融安排支持投資。
2006–2013年
所謂的超級周期（Super Cycle），即2005年至2012年間金屬需求的空前持續增長，是由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所推動的（Humphreys 2015），這導致進口礦石的成本迅速增加。中國當局通過影響現有的價格制定機制來降低鐵礦石價格的努力失敗了。控制海外礦山似乎是減少對金屬世界市場的脆弱性和依賴性的一種選擇（Hurst 2017）。在此期間，中國對外國礦床和礦山的興趣一直持續不斷。這其中有國有企業，無論大小，無論由中央政府還是省級政府控制；有急于確保原材料供應的公司；也有不同規模和形狀的私營公司，他們希望從金屬價格上漲中輕松獲利；各類企業競相追逐潮流。
2014年及以后
中國項目的成功率從上一時期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2015年后，由于中國領導層對采礦業外國直接投資持更加謹慎的態度，并且由于中國金屬需求增長放緩，中國采礦業投資有所減少。全球增加采礦能力的投資環境幾乎完全消失了（Weinland 2019）。
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2003年至2017年，中國海外礦業投資總額約為1250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左右。其他來源給出的數據包括2013-2017年為430億美元（Farooki 2018），2011-2016年為530億美元（von Hartlieb-Wallthor and Marbler 2017），2005-2019年為1110億美元，其中2013-2017年為280億美元（China GlobalInvestment Tracker 2020），而圖2中給出的2014-2016年為560億美元。這些數字并不完全相同，但數量級相同，可能表明它們對我們的目的是可靠的。2017年，礦業投資總額為1580億美元，約占投資總存量的9%（Schüler-Zhou et al. 2019 p. 59）。
同期全球礦業投資總額估計約為27000億美元（RMG Consulting 2015）。衡量投資是很困難的，特別是要避免對延續多年的大型項目進行重復計算。然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發揮的作用一直有限。中國采礦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最高值出現在全球高峰期后一年的2013年，在全球采礦業投資總額中的份額達到7%；在大多數年份，這一份額都低于5%。
表1中列出了所有由中國所有者控制的、在1995-2018年期間在產的礦山，其中也包括一些僅在表1中突出顯示的年份之間生產的礦山。最后，一些目前接近完成的重大項目也在列表中。這些數據包括礦床、項目或礦山的名稱、所涉及的中國公司、所有權份額以及收購或開始項目的年份。如果一項收購是分幾個不同的步驟進行的，則會注明兩個或更多的年份。此外，還注明了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年和2018年所處的主要生產金屬和發展階段（注：受屏幕尺寸限制，本表有所省略，全表請參考原文）。
表1 中國控制的生產礦山 1995-2018
直到2007年，由中資公司控制的海外運營礦山的數量仍處于較低水平。2005年，中國控制的仍然只有13座，只有3座處于工程或建設后期階段。五年后的2010年，又有15座礦山開始生產，24個項目處于不同的開發階段。2010-2011年前后是超級周期的高峰期，中國投資者非常忙碌。僅在2010年，就有8座新礦山開始運營。2013年，我們總共可以確定全球約有60座礦山由中資公司控制。
當然還有一些同樣由中國投資者控制的礦山，但由于缺乏信息，我們無法確定。在中國接壤的國家尤其如此，包括朝鮮、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老撾、緬甸、蒙古、菲律賓、俄羅斯和越南，這些國家的礦山可以很容易地通過船舶、卡車或火車向中國出口較小數量的礦產品。因此，我們的數字可能會低估中國的控制，但差異應該是最小的，因為遺漏的礦區可能很小。
我們根據對已知向中國出口的東道國中國進出口數據的分析，對我們所遺漏的所有礦區的產值進行了估計。當然，其他國家也可能有中國控制的礦山生產，但這些礦山可能非常小，對中國控制的總量影響不大。
最重要的金屬是鐵礦石、鋁土礦和鎳。如果我們假設這些國家所有未確定的產量中有50%是由不知名的中國公司控制的，那么中國公司控制的額外總量將不超過500-600萬噸鐵礦石、400-500萬噸鋁土礦和5萬噸鎳礦石，總價值約為1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礦山生產總價值的0.15%。這個數字不會對我們的討論產生實質性影響，也不會改變結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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