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境外投資要加強風險識別、控制與防范風險，并祝愿所有在境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既要走得出去，也能走得回來。“走出去”機遇與挑戰并存，借助專業咨詢機構的力量，做好投資咨詢、市場調研、稅務籌劃、投資保險等工作，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規范投資協議，增強法律意識，合理合規經營。中國企業究竟在境外遇到了哪些風險？在風險的歷練中又積累了哪些經驗？又有哪些迫切需要政府支持的訴求呢？

“走出去”實現多方共贏

有著多年境外勘查經驗的山東省地礦局801地質大隊研究員宮述林表示，我國之所以掀起一輪地勘單位“走出去”熱潮，這是“政府引導+經濟拉動+社會責任”共同作用的結果。近些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相應地對礦產資源有了更多需求。而當前地質勘查行業正處于低谷，資源儲備保障相對不足。再者，境外資源壟斷致使高價資源進口，我國資源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他認為，目前，雖然有些發達國家經濟正在緩慢復蘇，但全球礦業正面臨著經濟下行、成本上升等多重困難。國家文化差異的風險依然存在，政治風險和投資風險加劇，環保和資金投入的門檻在逐步提高，盈利空間卻在下降。雖然困難重重，但機遇與挑戰并存，筑底時間越長，反彈的幾率也越大。不利因素存在的同時，也帶來了獲取優質礦業資產的機遇：全球礦業低迷，礦企資產縮水，資產剝離，收并購成本降低。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帶來了發展機遇。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搭建了有政策支持的合作框架，加之中國與這些國家資源互補性強，雙方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實現合作共贏。

據了解，目前我國境外地質勘查合作主要有四種方式：一是境外公司申請或收購礦權，為自主礦權；二是與合作公司境外子公司共同擁有礦權；三是與境外當地公司合作，以入股的方式擁有礦權股份；四是中資境外公司提供技術服務。

他表示，我國地勘單位“走出去”取得了一些礦業權益和成果，提高了我國相關資源的話語權，有力撬動了國際礦業市場，抵制了國際礦業巨頭的壟斷，使礦產品價格理性回歸，同時積累了境外地質勘查工作經驗，了解了世界資源分布和國際標準，鍛煉了地勘隊伍，增加了資源儲備。

境外地質勘查更注重經濟性

宮述林認為，全球礦業發展趨勢表現為以下特征：緩慢復蘇，投資多元化，由追求規模和速度向追求質量和效益轉變，投資主體由國有企業向民營企業轉變，礦業投資更加注重經濟性。

在由追求規模和速度向追求質量和效益的轉變方面，北京礦產地質研究院旗下的中色地科礦產勘查股份有限公司項目表現得更為清晰。該公司是我國成規模“走出去”的地勘單位之一，從事境外地質勘查工作多年。北京礦產地質研究院院長王京彬明確表示，勘查風險主要來自融資和找礦。以他們所投資的Canaco公司Handeni項目為例，早期Canaco公司施工15個鉆孔，其中12個孔見礦化，但見礦效果不好，又恰逢金融危機，公司陷入困境。后來，中色地科重新調整找礦思路，第一個鉆孔打到了59米厚、平均4.28g/t的厚大金礦體。2009年6月，中色地科以0.05加元價格購買該股票，2010年12月31日該股收盤價6.01加元，1年半時間價格增長了120倍，成為多倫多創業板成長最好的股票之一。2011年3月，Canaco公司按每股5.4加元的價格，再次融資1.37億加元，中色地科以每股5.4加元轉讓800萬股，變現4320萬加元。相對272萬加元的投入，中色地科實現了贏利，且仍是Canaco公司第一大股東。王京彬將這種贏利模式總結為“低價進入，勘查升值，高價變現”，也將中色地科境外風險勘查戰略表現得淋漓盡致，即技術、礦權與資本三結合，以技術帶動投資，對接風險勘探資本市場，以銅、金礦勘查為重點，追求技術和商業的雙贏。

 

根據多年境外地質勘查工作經驗，他將境外找礦歸納為“一大、二快、三省、四權益”，找大礦（一大），重點成礦區帶、大礦外圍，蝕變-礦化規模大，快速突破和快速評價（二快），應用簡單、關鍵的技術方法，利用當地技術優勢，實現低成本（三省），獲取礦權權益（四權益），對接資本市場，階段性變現。

境外地質勘查工作難點問題

從微觀、宏觀不同角度來看，境外地勘工作還存在一些難點問題。

中亞智庫首席執行官江蘭博士表示，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與中亞各國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多。中亞地區礦產資源豐富，素有“天山金腰帶”之稱，石油和天然氣遠景儲量居世界前列，與我國存在優勢資源互補，但受限于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缺乏資金和技術，目前該地區正處于礦產資源開發的藍海期。我國新疆等地與中亞地區相鄰，油氣資源開發、勘探合作潛力巨大，能源電力合作優勢明顯，可加速推進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建設。提出了建立人民幣國際化示范區中亞金融合作的戰略構想，并期待未來有相關機構、企業合作來填補這一空白。

雖然中亞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但中國礦企在該地區投資最擔心的是政權更迭風險，《中國礦業報》記者就此向江蘭提問是否值得在這一地區投資，出乎意料的是，江蘭博士舉例說明了這一地區的幾次“革命”給外商投資帶來的影響，明確表示外商投資需要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按照協議履行對當地政府及社區的承諾和義務，應采用相關保險措施保護投資防范此類風險。她舉例說明，一家加拿大公司在吉爾吉斯斯坦做礦業開發，雖然歷經幾屆政府更迭，但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在沒有發生大面積戰爭的情況下，無論是哪屆政府都需要穩定民心，通過保護投資者來增加稅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決就業問題。

也有業內人士表示，在政策層面，我國地勘行業尚未形成具有全球視野的長遠規劃及戰略部署，缺少符合行業特點的頂層設計，缺少統籌協調機制，尚沒有包涵各層級的管理協調機構，支持政策不連續，造成“走出去”工作間斷，大批礦權滅失。有些政策措施還沒有落實到位，雖然有鼓勵開展境外礦業投資的政策，但還未啟動稅收優惠等政策。地勘單位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只做項目，還沒有做成產業，持續發展能力不強；經濟基礎薄弱，融資能力差，實力不強；與礦企結合不夠緊密切，勢單力薄，追求資源量，論證角度有時較偏；走出去融資模式單一，在申請資金和出資找礦方面不會運用社會及國際資本；自我發展意識薄弱，缺少國際視野，尚無做成國際公司的謀略；找礦成果質量差，成果轉化難；礦權維護成本高，致使很多礦權難以維系，導致礦權滅失。我國礦企國際化運作經驗和能力欠缺，影響境外礦產資源勘査開發的投資效果；我國礦企走出去布局相對較晚，尚難準確把握項目介入時機；國際運營綜合能力欠缺，跨行業、跨礦種開展境外礦業投資，技術能力和行業經驗不足，加之信息不暢，導致項目選擇出現偏差；風險意識淡薄，礦業公司對地質風險意識較為淡薄，地勘單位雖然對地質勘查風險認識較準，但對投資經營風險意識不強。

積累經驗 加強頂層設計

針對境外地勘項目風險，中地海外集團礦業總監連長云根據實踐總結出自己的經驗。

他表示，一是選好海外礦產勘查項目的切入點。獲得海外勘查項目通常有空白區登記、收購和合作這三種主要途徑，更多更穩妥的方式是合作；二是控制好風險。勘查階段的風險主要來自選項目和找礦兩個方面。選項目時要做好前期研究評估工作，以及系統的技術和法律盡調，降低決策風險。找礦要充分利用成熟適用的勘查方法技術。三是遵循規律，扎實做好勘查工作。由已知到未知，由淺入深，參照國際或國內有關規范執行。四是遵守合同約定，做好與當地政府部門、社區、村民等溝通工作。

宮述林認為，境外地勘工作應把握四條原則 。一是地勘單位應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明確境外項目選擇原則，合理布局“走出去”戰略。選擇境外項目應優先考慮以下這些因素：所在國政局穩定，投資環境良好，國內急需的礦種，所在位置交通便利，開發技術條件較好，位于重要成礦帶或是屬于主要礦床類型，最好有初期找礦成果。此外，加強盡職調査與專家論證，對擬實施的項目，組織地質、法律、經濟、財務、國際商務等專家進行可行性論證，把好決策關。二是堅持“政府支持，地勘先行，企業跟進，市場運作”的模式。在我國相關部委的支持下，通過相關部門聯動，共同推進，地勘單位應充分發揮地質技術優勢的先行作用，做好礦業產業鏈的上游，為企業跟進打好資源基礎，注重上游、運作中游、兼顧下游，抓礦權、快勘查、出成果、促轉化，礦業企業應發揮資金和開發技術優勢，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資源的開發回報，實現合作各方的利益共享。三是構建開放、合作的共贏平臺，提升“走出去”的水平。四是提高分析識別風險的能力，積極防范“走出去”的風險。

資源安全是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宮述林建議，將資源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成立領導協調專門機構，制定“走出去“戰略規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實現資源互補，通過產能合作的激勵機制，拓寬融資渠道，創新合作融資工具與手段，擴大服務合作領域，加大礦業領域合作，打造勘查開發選冶科研一體化的國際礦業公司，同時加大資本運作，實現資源資本融和，積極爭取政府支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障資源供應，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