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地質學界一代宗師、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黃汲清先生誕生115周年。為紀念這位為我國地質事業作出了杰出歷史性貢獻的地學大師，我刊特邀著名地質學史家、中國科學院大學潘云堂教授撰寫此文。

黃汲清先生是享譽國內外的地質學大家，他在開創中國區域地質調查和地質制圖事業，創立中國大地構造理論，提出陸相生油和多期多層生儲油理論，勘查中國石油天然氣資源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作出了突出貢獻。

黃汲清先生把一生奉獻給了祖國的地質和科學事業，他的愛國無私的奉獻精神，求真創新的科學追求，值得我們永遠尊敬、懷念和學習。

本文內容豐富，篇幅較長，文章將分期發在本公眾號，以饗讀者。

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學院

潘云唐教授

本文刊發于《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

2019-2期

 

書香門第 優秀學生

黃汲清1904年3月30日生于四川省仁壽縣青崗場一個文化地主家庭，他的祖父黃學成青年時代考中“秀才”，中年參加省里考試獲得“副榜”稱號。他的父親黃汝次是獨生子，也考中了“秀才”，并在成都的新式學堂——四川“通省師范”畢業，后回家鄉長期教書。黃汝次發妻熊氏早亡，后續娶簡陽縣三叉壩蔣氏。黃汲清有一姐、一兄（德懋）和一弟（德燦）。

黃汲清7歲那年，正逢“辛亥革命”，他開始發蒙。和他哥哥一同進入家附近的一個私塾，塾師姓楊，也有秀才般水平。他們只念了一年，“四書”沒學完，就于次年轉入新辦的“青崗場小學”。讀了兩年，他父親和一批好友集資創辦了一所新學堂——同化小學，他自任校董，主講國文。黃汲清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

黃汲清還很喜歡體育活動，如球類和體操。學校的操場有一個“浪橋”，就是一塊長長的木板，兩端各穿上兩條繩索，吊在架子上，順著板長的方向來回晃動。需要先攀著繩索跳上木板，然后撒開繩索跑向另一端，抓著另端繩索后，再轉身                            

跑回原端。黃汲清常常把“浪橋”蕩得很高，反復來回很多趟，他的平衡力得到很好的鍛煉。他后來漂洋過海多次，從來不暈船，正是得力于這從小的認真鍛煉。他還喜歡一種體育與智育相結合的項目——算術競走。參加者手持石板粉筆，從同一地點出發，每人分發三道算術題，在大操場上轉圈快走相當距離，誰最先到達終點而且算術題也做得正確無誤就算勝利。黃汲清也多是這一游戲的贏家。

黃汲清童年時代受家庭特別是祖父和父親影響很大。祖父學問高深，好讀書，特別喜歡小說，尤其在夏天晚上，常給黃汲清講故事（“擺龍門陣”），黃在小學和中學時也愛讀小說，在學好正課的同時也讀完了“四大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黃汲清的父親深受那個時代的影響，具有較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他讀過梁啟超的《中國魂》，深受感染，立志要為中華民族爭光。這也影響到他的兒女和學生。

仁壽是四川省有名的大縣，人口近百萬，鄉鎮數量近百，歷史上出過很多名人，如晉朝上《陳情表》的李密，南宋在安徽采石磯大敗金兵的虞允文，還有近代軍閥混戰時期川軍的高級將領潘文華、唐式遵（四川省長劉湘的“哼哈二將”）、董長安，等等。在那風云變化的年代，黃汲清胸懷壯志，要力爭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成為一代偉人。一次他見同班同學伍健遠拿著一本《中國地理圖》大肆炫耀，原來是他的親戚從上海給他寄來的。黃借來參考，伍只準他在教室看，不準帶回家，黃就利用課間休息和課外活動時間，用薄薄的半透明紙蒙著，用筆把圖描了下來。不到一個學期，他的《中國地理圖》手抄本也完成了，后來他從事地質工作，這個手抄本還跟了他很長一段時間。他工作時期野外素描畫得那么好，人們交相稱贊，說他的素描不加修改就可以直接出版，這顯示出他從小練就的功夫。

1917年，黃汲清13歲，就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同化小學。四川有句諺語：“人不出門身不貴，火不燒山地不肥”。胸懷壯志的黃汲清到成都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學”。該校位于成都市西城區西勝街，離新西門、青羊宮不遠，風景優美。黃汲清在那里就讀四年，除年假、暑假必須回家外，其余時間都住在校內。四年間學會換了三任校長，教務主任、教員分成三派：東洋派（留學日本的）、成都高師派（成都高師畢業生）、北京派（北京回來教書的）。實際上，前二者基本一致，實際只有東洋派和北京派。這期間也包括不少名師，例如夏斧私校長的代數課、彭昌南老師的“中國地理”課都特別精彩。

1918年11月11日是歐戰和平紀念日，第一次世紀大戰結束了，成都人民集會慶賀，黃汲清也參加了游行隊伍，還聽了演講，其中也有學生代表，人人情緒高昂。

1919年，“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也波及成都。黃汲清和同學們也積極參與，除上街游行外，還到很多商店去清查日貨，他們銷除仇貨、抵制仇貨，提高民族自信心。但他和很多同班好友都感覺到，四川太閉塞，必須東出夔門，到北京、上海等通都大邑去開開眼界，增長見識。

從北洋大學到北京大學

1921年夏，黃汲清從四川省立第一中學畢業了。他回到老家，與父親商量上北京投考大學之事。他認為，年輕人必須學到真本事，特別是要有科學技術方面的專長，將來才能為國效勞，自己也才能有美好前途。父親的想法是望子成龍，學而優則仕，前程就是做官，他們的想法殊途同歸，結論就是去北京上大學。他們家雖然是地主兼教師、小康殷實之家，但為了他出川升學，父親還是花了大力氣來籌措這筆旅費。

當年6月下旬，黃汲清告別父母親人，與同班同學一道出發了。他們先坐滑竿到隆昌，又約集同學一起到重慶。他們買了法國人的輪船“蜀通”號的票，7月初出發，川江水險，船行較慢，他們經過了壯麗驚險的“長江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到湖北宜昌。他們沒有停留，立即換乘中國招商局輪船公司的船，一天后到達漢口，在江漢關碼頭辦手續時，遭到把持海關大權的英國殖民者粗暴的搜查和訓斥。這屈辱的一幕，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更增強了他愛國主義的民族感情。

黃汲清到北京后，才知道北京大學要9月份才招生，而天津北洋大學7月份就招生了，于是他就報考了北洋大學，進入補習班（預科），需三年時間完成預科課程。期間的重點課程是英文和數學，黃都學得很好。他對教英文的大衛·拉蒂摩爾（David Latimor）和弗蘭克林·拉蒂摩爾（Franklin Latimore）弟兄講的英文課很感興趣，他的英文進步很快。其他課程他也學得很好。在該校他還遇到一些名人。他是四川人，在南食膳團長期就餐，與該團負責人曾憲浩很熟（曾是廣東人，后擔任過國民政府廣東省建設廳長，抗戰時期在重慶還當過交通部長）。和黃汲清住同一舍的還有北洋大學四年級畢業班學采礦的陳祖燕，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立夫，他喜歡在低年級同學面前高談闊論，黃也與他有過交流。他叔父陳英士是蔣介石的上級，最后成了“四大家族”之一，后到臺灣90多歲去世。

假期黃汲清也外出旅行，增長見識。1922年暑假他到了北京，并到北京大學和中學同學李光濤相聚。1923年學校發現猩紅熱疫情而放假，他又約集幾位四川同學去山東煙臺度假。

北洋大學平常政治空氣不是很濃，學生們都沉溺于業務學習課中。到1923年雙十節，河北省教育廳長特邀梁啟超來校作報告，他談辛亥革命的感想，講得很好，黃汲清等深受感染和啟發。黃還去南開中學聽過該校校長張伯苓主持的報告會，報告人是外交部長顧維鈞，主要講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黃也深為顧的外交才能所激勵，而且稱贊他“代表弱國，極不容易”。北洋大學一部分同學受五四運動思想影響，組織了多次報告會。他們先請了李石曾先生，后又有人想請李大釗先生，學校當局十分惱怒，馬上出面阻止，沒想到進步學生即召開大會，推選四位代表向校長馮熙運交涉，馮竟把四位學生代表掛牌開除。一位學生憤怒地砸了開除學生的牌子，他也竟被掛牌開除。學校當局后來還讓警察搜捕這五位學生代表。

黃汲清和不少血氣方剛的北洋大學學生約百人籌組臨時學生會，黃被選為代表，參加文書組。他們先去直隸省政府向省長曹銳請愿，要求罷免反動校長馮熙運。后請愿學生隊伍帶上行李，去到北京，到教育部大禮堂駐扎，寫好呈文向大總統曹錕請愿，又散傳單，召開記者會，并聯絡北京大學等高校，尋求支持。北洋政府最終只得將馮熙運免職，并強迫學生返校。學校當局要求參加鬧事的學生交悔過書才保留學籍，黃汲清作為愛國進步學生領袖之一，聲明無過可悔，堅決離校。

離開北洋大學后，1924年黃汲清考上了北京大學本科，他選擇了理科地質系。地質系名師云集，有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獲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有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有中國培養的早期地質學家王烈、李學清、謝家榮等等，還有很多得力的年輕的講師助教如孫云鑄、趙亞曾、舒文博、徐光熙、郁士元等。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時全班共8人：朱森、黃汲清、李春昱、楊曾威、常隆慶、趙華煦、蔣詠曾、尹效忠，蔣、尹在二年級就退學了，趙華煦二年級時轉入人文科哲學系，常隆慶因病休學，復學后晚兩年畢業。所以，1928年黃汲清畢業時只剩下他和朱森、李春昱、楊曾威四人。

1928 年秋，黃汲清（后排左）畢業時與北京大學地質系同班同學：李春昱（前排左）、朱森（前排右）、楊曾威（后排右）合影

 

黃汲清和同學們對李四光老師無比崇敬。李先生1918年從伯明翰大學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謝絕了英國教授對他的挽留，毅然回祖國服務。中國近現代地質事業創始人丁文江把他推薦給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蔡于1920年聘他來北大任教授，主講巖石學，也搞科研，如大冶鐵礦區的巖漿巖研究。他另外還看中了外國人研究了幾十年的單細胞原生動物微體化石，形似紡綞（中間粗，兩頭尖），初譯為“紡綞蟲”。他知道中國古代把紡綞叫“莛”，他就在左邊加偏旁“蟲”字，組成一個形聲字——“蜓”（音“廷”），這個字我國地質古生物學界沿用至今。這個微體化石有十分復雜的構造，而且在地球歷史上演化迅速，在劃分對比地層上用處特大，是極好的“標準化石”。他通過大量蜓類化石鑒定，又創立了蜓類化石的10項標準。他將蜓的主要特征，在坐標紙上用若干曲線表示出來，既有定性概念，又有定量概念，既可以減少文字描述的繁瑣，又提高了鑒定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這是重大的創新，深受研究蜓類化石的國內外同行欽佩，這一研究處于當時的國際領先水平，為大家所普遍采用。他利用這10項標準，對中國北方的蜓類化石進行系統研究，鑒定出20多個新屬。1927年，他完成了中國第一部蜓類化石經典巨著——《中國北部之蜓科》，作為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大型系列出版物——《中國古生物志》的乙種第4號第1冊而正式出版。黃汲清和同學們立志以李先生為榜樣，努力學習，積極研究，爭取更大的成績。

黃汲清在學校不僅功課好，還注意實踐，常參加地質考察。一年級時，在教授王烈和朱家驊的帶領下，他們分別去過北京南郊和西山，西山堪稱中國早期地質工作者成長的搖籃，他們不僅暑假去，寒假也去，那里氣候比現今，他們帶的行李往往不能很好地御寒，他們就去到石灰巖山區，找到燒石灰窯的工人，為他們指引燒石灰，石灰燒好運走的空窯底部還有些余熱，可以在那里棲息抗寒，但他們白天照樣觀察地質現象，采集標本，從事科研。三年級時（1927年）正巧瑞典探險家斯文·赫丁（Sven Hedin）教授與中國合作，組成中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赫丁為團長，中國哲學家徐炳昶為副團長（中方團長），團員有各方面專家數十人，其中地質學家有清華大學教授袁復禮，北京大學的高班學長丁道衡，等等。考察團數十人連同行李和工作用品包乘京綏鐵路火車的行李車廂到包頭，李四光先生與赫丁先生商定，讓他和黃汲清等學生也上行李車廂同行。火車從西直門出發到包頭后，考察開始向西進行，經寧夏、甘肅直到新疆，李四光先生和他們同吃同住同考察，兩三天后，辭謝他們而東返。李四光黃汲清等師生一行在中途考察素齊車站觀察了路北大青山地質剖面，又考察了大同煤田及附近地質情況，然后返京，不久就傳來丁道衡先生在包頭發現白云鄂博大鐵礦的好消息。

四年級時，就在他們畢業前夕的1928年4月，黃汲清他們全班同學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先生率領下，去熱河省（現遼寧省）北票煤礦實習。他們分兩組用了大約10天時間完成了北票煤田1:25000地質填圖。翁先生對這一區域內的構造做了說明：有幾個推復構造（納布構造）、平推斷層是由北西推向南東，也就是從蒙古高原推向渤海方向，這也是黃汲清他們第一次見到阿爾卑斯式構造。

黃汲清在一年級去北京西山實習搜集到了寶貴的材料，二年級就開始進一步研究，最后寫出了論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紀及奧陶紀層”（英文稿），文中糾正了一些外國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馬休（Mathew）等的錯誤，厘清了北京西山寒武系與奧陶系地層的關系。該文發表在當時中國地質學界最高學術刊物《中國地質學會志》（英文版：“Bull. Geol. Soc. China”）1927年第6卷第2期上。此時恰逢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設立學生獎學金，黃汲清獲得140塊大洋的重獎，這是對他的地質科學處女作的最好肯定。次年，黃汲清又與朱森（第一作者）聯名在該刊第7卷第3-4期上發表了另一篇學術論文——“羊坊花崗巖與山層之接觸”。

1920年，當時北京大學地質系二年級學生趙亞曾、侯德封、田奇雋等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后來該會《會刊》也一直出下去。黃汲清等每年地質旅行的材料都寫成文章，在他們畢業那年（1928年）《會刊》第三期上集中發表了他們所寫的文章，如朱森與黃汲清寫的“北京西山輝綠巖之研究”，朱森、黃汲清、楊曾威、李春昱所寫的“熱河朝陽縣北票興隆溝及楊樹溝一帶地質報告”和“山東地質旅行報告”，以及楊曾威、黃汲清、李春昱、朱森所寫的“北京西山楊家屯煤系地層地質之考察”，等。

黃汲清自從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后，各方面費用都比在天津北洋大學時多。他想到父親為他籌措上大學的錢已很不容易，不忍心再增添家里更多的負擔，于是他就自力更生，勤工儉學。他在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總共7年，沒回過一次家，一來因交通不便，旅費昂貴，二來他也可利用假期溫習功課，從事地質調查、旅行、科研和一些課余翻譯等，既鞏固提高英語，又能有一些收入。他與北京《晨報》編輯部聯系，主編陳博生很支持他，委托他翻譯若干英文論著，如紐約外交學會編的《世界各國之軍備》上的文章于1926年7-8月在《晨報副刊》之“社會周刊”欄目之37號、39-42號連續發表；李利（J. W. Leary）原著的《二十五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上的文章也發表于同年6-7月《晨報副刊》之“國際周刊”欄目37、38號上。此外，該欄目于同年9-10月還發表了他翻譯的其他文章共4篇。黃汲清在該報掙的稿費也是很可觀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邀請他去參加理科圖書重新整理編目的工作，半年內付了他整理費數十元。北京大學學生會辦了一個平民夜校，是初中程度，約他講授博物學課程，每周四節課，每節課五角錢，兩年他也掙了120多元。他在三四年級的一兩年間，勤工儉學的收入占了他總開支的三分之一還多。

黃汲清在北京大學四年的學習期間，時局變化很大。1924年下半年，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向盤踞東三省的奉系大舉進攻，不料直系將領馮玉祥倒戈，回師占據北京，發動政變，逮捕了直系大總統曹錕。直系迅速垮臺，吳佩孚南逃，奉系張作霖部入關，進占天津。馮、張又把前皖系首領段祺瑞捧出來當“總執政”。段、馮等電邀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1925年初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等到北京，但孫先生由于病重于3月12日因肝癌在協和醫院逝世，北京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并將靈柩送香山碧云寺安放。黃汲清與很多北京大學學生參加了追悼會，他們組織了一列隊伍和國民黨要人汪精衛、吳稚輝等一道，扶靈出西直門。黃汲清扛著馮玉祥部將、綏遠都統李鳴鐘送的花圈，一直步行到萬牲園（即今之北京動物園）。黃曾熟讀過孫中山的遺囑，傾聽過孫中山的留聲機片演講，這次又目睹宋慶齡夫人悲不自勝的狀態，很有感觸，心中對孫中山更加崇拜和敬仰。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