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推動礦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現實需要。文章在分析我國礦產資源特點及礦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剖析我國礦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和存在的主客觀問題，提出提高勘查效率效益、加強資源合理開發與綜合利用、推動科技進步、重視礦業開發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強化礦產資源資產化管理、構建境外地質調查和礦產勘查開發合作新機制、積極參與礦業全球治理等對策建議。

本文引用信息

范振林，馬正己.中國礦業高質量發展問題探討[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22，35（8）: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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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性問題。礦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它所提供的初級礦產品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工業的糧食和血液，更是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在資源供應鏈的始端占據首要地位。我國約90%的一次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材料、70%以上的農業生產資料和30%以上的生活用水，均直接或間接來源于礦產資源。當前，世界各國對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掌控日益加強，這種趨勢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合作的關注焦點。我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碳中和，加強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使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共生發展，必然要求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資源保障的礦業能夠做到高質量、綠色和協同發展。

1 礦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必要條件

1.1 礦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運作路徑

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發展仍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應對世界“大變局”和適應新矛盾、滿足新需要的現實選擇。高質量發展要立足實踐，符合時代特征、順應矛盾變化，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實現理論邏輯、歷史邏輯、技術邏輯和實踐邏輯的內在統一。

礦業在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中占有基礎性、支撐性、保障性地位，為生態文明建設和實現碳中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經濟社會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日趨擴大，這要求實現礦業高質量，推動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向準度、廣度和深度三維發展。礦業高質量發展通過勘查、開發、利用這一核心路徑才能體現。礦業高質量發展的要義是礦產資源保護和開發，而礦產資源開發要實現社會、經濟、生態、安全效益的有機統一，必須以有效保護為前提。資源保護不是簡單地把礦產資源封存起來不開發或限制開發，而是要在科學規劃基礎上、在綠色開發利用中來實現。保護首要的是要防止破壞性開發，實現科學合理利用。對資源進行保護，有利于持續開發利用；資源開發利用全鏈條綠色化和生態化，能促進資源保護。開發偏重于滿足當前的需要，保護則著眼于長遠和整體利益，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更高文明階段對礦產資源的需求，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于高質量發展之中。

1.2 礦業高質量發展保障功能

礦業保障的對象主要是自然界穩定，以及國家發展和安全，這體現在礦業主要是開發勞動資料自然富源的產業，表征在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持續提供優質的初級礦產品。其基本運行過程是，礦山開采以天然存在的礦床（礦體）為勞動對象，這不能自由選擇和改造，所提供的初級礦產品源于礦產資源，并完全或基本保持其原始的自然性質，為原材料工業提供生產對象和勞動對象。它對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保障功能：人類社會是在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人類的祖先利用天然石塊獲得食物和防衛武器。人類社會所經歷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原子時代、電子信息時代等，都與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深度和廣度有關。礦產資源是人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主要物質來源。現實生活表明，人類的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都離不開礦產資源，如計算機使用金、硅石、鎳、鉛、鋅、鐵、石油制品及其他約30種礦物。礦產資源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重要保障。隨著人類認知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礦產資源耗用數量將持續增多，質量將持續提升。以能源礦產使用為例，1953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為5411萬噸標準煤（煤炭、石油與其他礦產占比為94.4∶3.8∶1.8），而2020年則為49.8億噸標準煤，是1953年的92倍。從不同國家橫向對比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耗水平差異很大，發達國家能耗普遍較高，發展中國家能耗普遍較低；工業化水平越高的國家，人均消耗礦產資源越多。據統計，目前世界發達國家人均能耗為6.05噸標準煤/年，而我國人均能耗約3.4噸標準煤/年，我國人均耗能水平分別是美國、德國和日本平均水平的35%、63%、68%。礦產資源對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導向功能。礦產資源賦存狀況對于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的形成、地區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地區布局調整和交通建設等起導向作用，表現在決定著工業布局、工業產業、產品結構和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礦業、原材料基礎業和交通運輸業都是按照礦產資源在自然界的形成與分布規律來布局其生產力格局。礦產資源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從國防角度還是從經濟角度，石油、核能礦產對于國家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礦產資源是國際合作中的重要內容。戰略性礦產資源不僅是國際合作和維護國際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也往往成為國際爭奪的對象，甚至是爆發地區沖突的根本動因。

 

1.3 礦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

礦業支撐的對象主要是人類經濟社會，它維持了占我國GDP70%的經濟部門的有效運轉。

礦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承載和起動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采掘業與農業、加工業、運輸業并列為四大物質生產部門。自有史以來，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所需的能源和物質主要由農業和礦業提供。農業和礦業都是原材料生產的基礎行業，但礦業同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不盡相同，礦業主要為加工業提供勞動資料和重要原材料，是基礎產業的基礎。人類社會沒有農業不能生存，沒有礦業就無法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實際上也是一部礦業發展的歷史。礦業發展對其中下游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增值和加速效應，其增值效應一般呈乘數關系增長，可達幾倍到幾十倍。進入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以后，受國家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驅動，根據資源需求的波次遞進規律，礦產需求數量、強度、種類和結構均有不同，礦業總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漸下降，目前在一些發達國家中僅占6.9%左右，但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占比卻超過了50%，全世界有30多個國家超過了20%，可見礦業在國家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仍然沒有改變。全世界每年有200多億噸的能源、金屬和重要非金屬礦產投入到經濟中運轉，全世界平均每人每年消費礦物原料約3噸。

礦業是吸引投資、減貧和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如澳大利亞、巴西等國礦產資源的開發，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礦產品出口創匯，都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勞動力就業，增加了財政收入，促進了礦業、經濟發展和減貧的循環。對一些擁有優勢礦產資源的國家，借助優勢礦產的開發和出口，迅速完成了國家向富裕化轉變。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俄羅斯等石油資源開發業，智利、贊比亞、秘魯等的銅礦業，玻利維亞的錫及有色金屬采礦業，南非的黃金、鉆石及有色金屬采礦業等，這些國家礦產品出口額占到本國總出口額的50%以上。同時，礦業對許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貢獻也越來越大，礦業稅收在許多低收入國家中占到總收入的3%～20%，礦業成為這些低收入國家創造就業機會、減少貧困的關鍵政策目標和支柱產業。

礦業可支撐國家可持續發展。在我國，礦業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中也同樣發揮了支柱和起動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籌措建設資金和外購技術設備的資金，主要是來源于農副產品和礦產品，而礦產品占了較大的比重。我國戰略性資源的勘查開發，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高質量發展和對外交往中提供了基礎要素支撐。

1.4 礦業高質量發展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載體

礦業與碳中和息息相關。礦業有助于解決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可以提供未來低碳經濟發展和實現碳中和所必需的原材料及初級礦產品。礦業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領域。全球采礦業和金屬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2%，據統計，其中大約50%來自金屬冶煉及精煉過程中的動力使用，剩余的一半來自礦山開采及選礦過程中的燃料使用、礦石運輸、邊遠地區發電和非點源排放。因此，可以根據礦產資源的類型、位置分布、礦石品位及其性質變化、礦體深度、分布規模、礦化蝕變特點、開采的便利性、開采回采率水平和電網的燃料配比等，研發低碳技術和礦產資源有效利用技術，運用各種差異性的技術手段進行資源開采加工，提高能源效率，制訂各種減排策略。礦業發展對實現碳中和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礦業為傳統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和實現碳中和提供必需的礦物和金屬。礦業對節能和低碳發電的作用是巨大的。各行業節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對礦物和金屬的需求產生明顯的影響，尤其是在建筑和交通領域，不同的技術消耗不同數量的礦產，如鋁、鎳、鈮、鉬、鉻、錳、鐵、銅、金、鉑族金屬、鎢、鎘、鈷、鉛、鋰和稀土氧化物等。低碳發電主要涉及可再生能源技術、氫燃料電池、碳捕獲和儲存技術（CCS）。可再生能源技術如制造風力渦輪機需要銅、鈷、稀土氧化物、鋁、鐵、鉬和鋅等礦產，制造太陽能電池板需要銅、鎘、鎵、銦、鉬、硒、碲、砷、鉛和鈦等；生產氫燃料電池則需要鋅、鋁、鎂和鉑等礦產；碳捕獲和儲存技術（CCS）由于需要額外的基礎設施和地下空間來捕集、運輸和儲存二氧化碳，相對于目前世界能源和電力消費結構，CCS規模化推廣應用對金屬需求量平均將增加10%～30%。

2 我國礦產資源特點及礦業發展現狀

礦業高質量發展主要是保護、增值和合理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確保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持續穩定供應礦產資源，切實維護礦產資源國家所有者權益，并給當代和后代人建立高質量生產、生活和生態條件。這要求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所處的發展階段，對我國礦產資源特點和總體形勢進行客觀研判。礦產資源是由自然地質作用形成的，埋藏于地下或分布于地表的有用礦物或元素含量達到工業利用價值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但又與一定經濟技術條件相關，隨著人類認知水平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勘查、開采、選冶加工和綜合利用礦產資源的能力不斷提高，可利用礦產資源的種類、數量、質量、規模、范圍在不斷拓展，只要尊重成礦規律、市場規律和經濟規律，科學合理、集約高效利用礦產資源，其開發利用是可以持續的，亦能夠動態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2.1 我國礦產資源特點及勘查現狀

與世界礦產資源賦存情況相比較，我國礦產資源稟賦條件具有五大特點。這已成為影響我國礦業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的客觀因素。它從根本上決定著我國礦業在國際競爭和初級礦產品供應保障中的地位功能。

我國海陸礦產資源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我國已發現礦產173種，其中查明資源儲量162種，品種較齊全。我國礦產資源總量大，有20多種礦產資源的探明儲量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釩礦、鈦鐵礦、鎢礦、錫礦、銻礦、鉬礦等儲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國深海礦產資源主要分為多金屬結核、富鈷鐵錳結殼和海底塊狀硫化物（SMS）等3大類（表1），都是現代高科技和綠色技術或新興技術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部分礦種地位和用途不成正比。我國重要的戰略性礦產在世界上地位偏低，一些使用量較小的小品種礦產反而具有較強競爭力。部分關系到國計民生且用量較大的重要戰略性礦產相對不足，如石油、錳、鉻、銅、鋁、鎳、鉀鹽等資源相對匱乏，人均儲量少，尚不足世界人均擁有量的1/4，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我國礦產呈現“三多三少”的特征。我國地處環太平洋、古亞洲和特提斯三大成礦域交匯處，地質演化復雜，為多樣性礦產資源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地質構造條件，不同成礦域的礦床種類、埋深、品質和規模有所差異，成礦時代分布在全國及不同的構造成礦區(帶)具有一定規律性，每個成礦峰期成礦物質富集程度不同，造成成礦種類也不一致。一是貧礦多，富礦少，優劣礦并存，品位貧富不均。既有品質優良的礦床，又有低品位、組分復雜的礦床。鎢、錫、稀土、鉬、銻、滑石、菱鎂礦、石墨等礦產資源品質較高，而鐵、錳、鋁、銅、磷等礦產資源貧礦多、共生與伴生礦多、難選冶礦多。如我國的鐵礦平均品位僅為30%，比目前鐵礦石供應大國平均水平少20%～30%；銅礦的平均品位為0.87%，不及世界主要生產國礦石平均品位的1/3；錳礦平均品位為22%，不到世界商品錳礦工業標準的50%；鋁土礦中耗能大的一水硬鋁石型占98%；磷礦品位大于30%的一級礦僅占7%，平均品位僅為17%，且70%以上是難選的膠磷礦。二是共伴生礦多，單一礦床少。我國80%以上礦床由2個至10多個元素組成，選冶難度大。例如，在已發現的900多個銅礦床中，多組分的綜合礦占73%；金礦總儲量中，伴生金礦占28%；銀礦總儲量中，伴生銀礦占60%。三是中小型礦床多，大型-超大型礦床少。已探明礦床中，大型以上礦床所占比重僅有1/10。

空間分布不均一直接導致地理位置的不均衡。礦產資源是地球物質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不斷演化的結果，地殼運動又具不平衡性,其形成位置及空間分布不受國界劃分和行政區劃的約束，主要取決于地質構造背景和成礦地質環境，因此不同地區礦產資源稟賦千差萬別。我國礦種類型和資源儲量區域內的不均衡尤其明顯，特別是大宗礦產，在空間上呈現與經濟發展逆向分布態勢，不同地區人均資源儲量和資源類型也不一致，如石油主要蘊藏在西北地區，煤炭主要分布在我國北部和西部地區。其他礦種則主要分布在東部和南部地區，如鐵礦床主要分布在東北、華北和西南地區。

地區分布與供需相偏離。如部分戰略性礦產分布較集中，但與加工消費區分離，這種產消不匹配性直接導致開發利用受到交通運輸的嚴重制約，如煤炭、鐵礦石、磷礦和鉀鹽等。產區和消費區的分離加大了運輸成本，降低了一些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性和縮小了用途范圍。

2.2 我國礦產資源開發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礦產勘查開發利用取得了重大突破，探明了大批礦產地，成為世界礦產資源生產和消費大國。截至2020年底，全國非油氣礦石產量為107.03億噸，礦業總產值為19796.48億元，利潤總額為3365.89億元；礦山企業有4.6萬個,其中大中型礦山有15958個，全國礦山職工有357.52萬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礦業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快，已累計采出1000多億噸煤炭、生產1000多億噸水泥，每年采出約1000億噸礦石。尤其是近十年來，主要大宗初級礦產品產量保持比較穩定態勢(圖1)。按可比價計算，我國礦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8.9%，礦業總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95%；采礦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以上，占工業增加值的8%以上。

圖1 2011—2020年我國主要大宗礦產品產量情況

2.3 礦產品供需形勢

目前，中國礦產品市場總體形勢：一是礦產品供應總量滯后于發展需求，影響礦產品供應安全。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礦產品需求量不斷增加，一批始建（改、擴建）于20世紀50—60年代的國有大中型骨干礦山卻陸續進入中晚期，產能逐漸下降。一些對國民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戰略性和新能源礦產，如石油、鐵、銅、鋁、鉀鹽、鉻、錳、鎳和鋰等，供應缺口日益增大，進口數量不斷增多，國內礦產資源保障能力呈持續減弱趨勢。二是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從數量上講，我國部分戰略性礦產資源如石油、天然氣和銅礦等，自給嚴重不足，需要進口，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超過70%和40%；從質量上講，受制于我國礦產資源的稟賦特點與生產工藝、技術水平，一些初級礦產品的品質不能滿足后續加工利用的要求，如銅、鐵礦石等；從品種上講，我國的一些礦產資源潛力較小，且長期供給不足，必須依靠進口，如鋁土礦對外依存度超過50%，鐵礦、銅礦、錳礦、鎳礦均超過80%，鉻礦接近100%。三是供需結構不匹配。我國礦產資源需求持續維持高位態勢，重要戰略性礦種消耗速度超過其探明儲量增速，一些優勢礦產如鎢、金等生產總量略顯過剩，但資源儲量增長不明顯，與資源消費趨勢或消費量不協調，導致供需結構失衡，儲采比持續降低。四是礦產品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礦產品出口的品種主要有天然氣、錳礦砂、銅、鋁土礦、鉛、鉬和石墨等，主要集中在亞洲國家，以韓國、日本和印度為主；主要進口的品種有原油、鐵礦石、鉻鐵礦、銅、鋁、鎳、鈷和鋯等礦產，石油、鉻鐵礦、金剛石等部分礦產品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進口來源國主要為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澳大利亞、土庫曼斯坦、剛果（金）、菲律賓、智利、秘魯、幾內亞等國。據《主要礦產品供需形勢分析報告（2021年）》等有關資料，2020年我國主要礦產品出口總額為3315.5億美元，比2019年的3647.1億美元減少10%，是1998年的71倍；進口總額為6424.47億美元，比2019年的7047.7億美元下降9.7%，是1998年的72倍。石油2020年出口量達6.18億噸，比2019年的6.7億噸下降8.7%；進口量達5.4億噸，比2019年的5.02億噸上升7.1%。鐵礦石2020年進口量達11.7億噸，比2019年的10.6億噸上升9.4%。

2.4 礦業對外合作情況

截至2020年底，在港、澳、臺商投資和外商投資我國的416個礦山企業中，有大型礦山171個，中型礦山91個，小型礦山146個，小礦8個；港、澳、臺商投資和外商投資企業有職工5.71萬人，投資方向主要側重大型礦山，集中在建材非金屬礦產及礦泉水、地熱、煤等4個方面，在金屬礦產方面投資較少。在當前“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生產礦山和油氣開發項目已有數百個之多，與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等礦業大國的合作不斷鞏固，與俄羅斯、英國、荷蘭等在油氣資源管理領域的合作持續拓展，特別是能源和有色金屬行業在全球礦業中占據重要地位。

 

3 我國礦業存在的問題與面臨的形勢

受認知水平、歷史階段和科技水平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國礦業傳統的粗放型開發模式仍然存在，主要依靠增加資金、人力、物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量和擴大規模來提高產量或產值推動礦業經濟增長，開發強度大，礦業集中度不高，資源綜合利用率較低，浪費資源現象也普遍存在，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擾動。資源開發利用所產生的自然生態環境問題超出了資源問題本身，資源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礦業企業經濟效益低下，國際競爭力低，部分礦產對外依存度過高。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社會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總體態勢沒有改變，資源供需矛盾在較長時期內難以逆轉，這必然要求礦業提供更多的礦物原料，而生態文明建設和自然生態環境保護也對礦業提出了新的要求，礦產品貿易爭端、資源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和國際礦業秩序格局的新舊交替，使我國礦業面臨嚴峻的形勢和挑戰。

3.1 我國礦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我國礦業發展取得了矚目成就，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做出重大貢獻。但同時也存在諸多主觀和客觀問題：主觀上是勘查投入不足、利用效率不高、綜合開發利用水平不強、稅費負擔較重等問題；客觀上主要是生產的負外部性對生態環境造成擾動和損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礦產勘查投入相對不足。近10年來，礦產勘查投入大幅下降，由2011年的355億元降低至2020年的82.5億元，年均減少15%；地質勘查投資持續下降，社會資金投入顯著降低，社會資金占地質勘查投入的比重由2006年的71.7%降低至2020年的31.9%，嚴重制約勘查增儲工作的實施，造成礦產資源探明儲量水平降低，戰略性礦產接替基地短缺，拉低了礦產資源的供應保障程度，難以支撐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

礦產資源利用效率不高。主要表現在礦山生產中客觀存在資源損失和浪費現象。一是資源利用效率處于較低水平。按可比價計算，2017年我國資源產出率為7782元/噸，歐盟、日本、瑞士分別是我國的2.2倍、3.6倍和5.5倍。部分礦種如銅、鉛、鋅、鎢等開采回采率有所降低，石油采收率下降比較明顯。二是資源回收利用水平較低，我國廢鋼利用率僅為10%左右，而世界平均利用率為35%左右，美國的利用率高達70%。三是共伴生資源綜合利用程度差距較大。我國20余種礦產中含有共伴生組分59種，13.56%（8種）共伴生組分已被不同程度回收綜合利用，各類型礦山共伴生組分綜合利用率約為20%～80%，但不同礦種共伴生組分綜合利用水平差距較大，其中有色金屬礦山共伴生礦產綜合利用水平高于黑色金屬礦山、化工礦山。四是礦產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大，利用程度較低。我國年廢石、尾礦排放量約12億噸，約占原礦產出總量的20%，特別是鐵礦、銅礦、鉬礦、金礦和鉛礦等尾礦排放量大，占尾礦排放總量的79.3%。年利用廢石3.5億噸，每年有超過70%的尾礦未得到利用。煤炭、銻礦、錫礦、鎢礦、鉛礦、硫鐵礦、鎳礦、鋁土礦、石墨、螢石等礦產廢石利用率高于全國平均利用率水平（17.8%），鐵礦、金礦、鋅礦、銅礦、錳礦、稀土礦、鉬礦和磷礦等廢石利用率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部分礦業企業稅費負擔過重。近年來，部分金屬類礦業企業稅費負擔上升，礦業企業平均銷售利潤率已經降至5.5%左右，明顯低于全國工業企業平均水平（6%～7%）的下線，礦業企業經濟效益趨低。其中，礦產品加工業利潤率基本穩定在5%左右，而采礦業利潤率區間值為3.7%～18.4%，平均為10.7%。分行業來看，非金屬礦采選業利潤率平均為8%～10%，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平均是7%～14%；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波動幅度大，相應波動區間分別為2%～14%、-9%～35%、2%～15%。

礦業生產不可避免地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和擾動。礦業生產過程中引發的環境問題表現在一定程度的負外部性影響，主要是造成對巖石圈的破壞和大氣圈、水圈的污染（表2）。一是礦山建設與生產占用、破壞一定量的土地，同時也造成部分金屬和非金屬資源的損耗。二是廢石、廢渣和尾礦等固體廢棄物堆放占用土地并影響周邊自然生態空間，各類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產出了大量的尾礦、煤矸石、粉煤灰、冶金渣、工業副產石膏、建筑垃圾等工業固體廢棄物，這已成為我國排放量最大的固體廢棄物，約占工業固體廢棄物總量的35%。三是礦山開采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引起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縫等地質災害，廢水廢氣外排，可能造成礦區周圍的河流、大氣、農田和林草資源污染，影響生物圈平衡，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等。

3.2 我國礦業面臨的形勢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和國際礦業形勢的發展變化，基于對資源、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重新審視和戰略定位，世界各國都在反思人類20世紀百年工業史的發展歷程，力圖擺脫傳統工業化的資本密集型和粗放型發展模式帶來的弊端，追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對我國礦業高質量發展提出新要求，即立足國內，放眼全球，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并在雙碳目標的約束下，通過重大戰略的實施，提高國內資源保障程度，遏制國際市場的資源壟斷，確保礦產資源持續穩定供應。同時，在礦山開發過程中，充分吸收和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成果，提高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自覺性，既要追求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更需強調綠色效率型集約的增長方式，做到開發與保護并重并舉，重視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礦業經濟結構，確保礦產資源保值增值，推動經濟發展與礦產綠色勘查開采和生態保護的良性循環。

在新時代，中國礦業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形勢：一是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雙碳目標提供大量優質的能源和礦物原材料；二是在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新一輪科技革命及產業變革的基礎上，礦業企業必須做好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推進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和諧發展，以符合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要求；三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礦業治理提出新要求，礦業企業要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并在國際激烈的競爭中實現合作與共贏；四是礦業全球化給中國礦業帶來的挑戰與機遇。礦業全球化的實質是礦產資源、資本、人才、知識和文化在市場規律支配下的全球循環與流動過程。礦業全球化對一些邊際礦山和老礦山造成沖擊，同時也將推動外資在中國合作勘查開發礦產資源，這也有助于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推動中國礦業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機制，融入統一大市場，并依靠技術創新和加強生產經營管理來提高初級產品質量、效率，降低礦產品成本，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

4 新時代中國礦業高質量發展建議

實現我國礦業高質量發展，必須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充分吸收歷史經驗，緊跟時代潮流，正確認識和把握世界礦業發展的總體趨勢，從系統和戰略上把握大局，處理好礦產資源保護利用與經濟發展協調平衡、量質并重的關系。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動力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雙碳”戰略目標的提出和實施，對實現礦業高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良好條件。礦業高質量發展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國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問題在于如何客觀分析和正確認識、實事求是地認清當前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特別是要統籌分析面臨的難點和問題，充分認識到目標實現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如何通過勘查將潛在礦產資源加以探明，如何依靠科技進步來發現替代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率，如何合理開發利用已探明的資源，如何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如何進行自身改革等。因此，中國礦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提高礦產品供應保障能力[8]，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4.1 提高勘查效率效益，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后備資源條件

近年來，地質勘查探明后備資源保障程度下降，在礦產勘查工作中應重視如何找到礦，提高找礦效率。一是加強對重要成礦區帶的區域礦產資源遠景調查工作，力爭新發現一批重要礦產地，開展東部重要成礦區帶隱伏礦床特別是500米以下“第二找礦空間”的勘查工作。二是做好國家基礎性、公益性地質調查評價，為社會提供公益性信息資料服務，并重點轉向優質清潔能源礦產（油氣、鈾、地熱等）、新興戰略性礦產（鋰、鈷、鈹、鈮、鉭和稀土等）的勘查評價。三是加強礦產資源勘查的要素投入，提高礦產勘查能力和找礦發現率。不斷創新成礦理論，加大對老礦區周圍和深部盲礦體的勘查力度，降低探礦風險，降低探礦成本，縮短探礦周期，以增加我國的后備礦產資源。四是加強對礦產資源的技術評價，重點開展資源潛力評價和信息服務，并探索把二次資源（鐵、銅、鋁、鉛鋅、鎳、銦和鎵等廢棄可回收的金屬資源）納入地質調查。五是開展濱海砂礦資源的調查評價，并加強大洋熱液礦產、錳結核、結殼等礦產資源的調查評價。

4.2 加強合理開發與綜合利用，切實提升礦產資源利用率

一是提高礦產開發效率。礦產資源合理適度開發，就是要探尋礦產資源的最優耗竭速率，這種耗竭速率應低于尋找與發現后備和可替代資源的速率，在依靠科技進步、找礦增儲和發現可替代資源的基礎上，運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機制，調控礦產資源開采的最佳耗竭率。二是提高礦產資源利用率。礦山企業以綠色礦山建設和凈礦出讓為契機，通過挖掘資源潛力，重塑開發利用格局促進礦業現代化，提高資源利用率，延長礦山壽命。同時，對礦產資源實行綜合勘查、綜合開發和綜合利用，重點是提高我國共伴生礦和難選冶礦的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確保資源的多元供給。三是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提高礦業集中度和供給質量，保障礦產品供應安全。

4.3 依靠科技進步，實現礦業經濟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科技進步是礦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一是加強礦產勘查技術研究，從我國礦產資源特點和條件出發，推動尋找西部天然氣、海上油氣、深部礦和隱伏礦的技術攻關；二是提高礦產勘查、開發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力，研發新工藝、新技術，并創新技術方法對開采過程中產生的廢石（煤矸石、夾石、圍巖、尾礦）進行處理、回收和綜合利用，把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的科技攻關與碳中和的技術改造、技術推廣有機結合；三是注重礦產資源儲量數量增長向資源質量增長轉變（如經濟性和環境許可等），加強礦產資源和生態空間的技術經濟評價，增加有效供給；四是研制開發新型、高效環保設備和技術，提高水循環利用率，減少污染源；五是發展資源循環利用和廢舊金屬的回收利用，改善資源利用和替代產品的品質、結構，降低對外依存度和生產成本，提高經濟、社會、生態和安全效益。

 

4.4 重視礦業開發中的生態環境保護，推進綠色化和生態化發展

必須特別重視并多角度解決礦山地質環境保護問題：一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落實礦產資源“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的基本原則，將生態環境保護貫穿于礦業生產的全過程；二是強化實施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及廢棄物利用，將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結合，降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擾動和破壞；三是建立健全礦山安全生產、礦業用地、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礦產“三率”、礦山越界開采處罰和綠色礦山建設等制度標準，并在礦山生產中堅決貫徹執行。

4.5 引進市場機制，強化礦產資源資產化管理

礦產資源是有價值的，這取決于礦產資源本身具有使用和交換價值，并與它的不可再生性、稀缺性和礦產資源歸國家所有的所有權屬性有關，這要求引入市場規制，明晰政府管護配置手段。實行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制度，基于摸清實物量和價值量家底及其使用變化情況，通過征收資源稅、占用費和礦業權出讓收益，以及探礦權和采礦權的有償轉讓來明晰產權關系，實現對礦產資源的“數量、質量、生態”綜合管理，切實落實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在此基礎上，通過礦業權有償取得和依法轉讓，切實保障礦業權人的合法權益，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促進礦山企業間的平等競爭，這需要與時俱進，為國計利，把礦產資源作為資產管理，科學規劃投放時序、規模和結構，按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來配置礦業權，合理計征礦業權出讓收益[9]。提升產需平衡能力、快速調節能力和靈活應對能力，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推動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4.6 構建境外地質調查和礦產勘查開發合作新機制，提高礦業開放合作水平

面向國際，積極參與全球礦產資源配置。構建境外地質調查和礦產勘查開發工作新機制，遵循地質工作規律與市場規律，在加強境外地質礦產信息服務，繼續開展境外礦產地質調查的基礎上，結合新形勢下“走出去”特點，建立境外礦業投融資新機制，借力國際資本市場，延伸產業鏈條和建立多元化經營模式。加強資金、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統籌協調，從提高我國緊缺礦產資源保障程度著手，重點支持有實力的大中型資源類企業和地勘單位赴國外開展銅、鐵、鉀鹽等國內緊缺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勘查開發。重點是充分發揮自然資源部門的專業優勢與統籌引領作用，整合各方資源，搭建對外合作平臺，參與國際礦業秩序管治，開展信息收集匯總與分析，提供各類咨詢服務，為“走出去”開展地質礦產勘查開發的企業提供服務。

4.7 積極參與礦業全球治理，提高我國全球資源配置和競爭能力

礦產資源具有稀缺性、有限性和分布上的不均一性，世界各國都無法做到所有種類礦產資源的自給自足，需要實施“走出去，引進來”的礦產資源全球戰略。對我國而言，一是完善頂層設計，堅持全球思維、底線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按照“守住底線、內外兼修、主動作為、分類施策、系統發力”的原則，尋求國外多元化供給，提高運輸保障能力；二是全鏈條提高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水平、市場機制建設和后端產業核心技術突破，并篩選、培育和啟動一批重點攻關工程，如與煤共生的鎵、銦、鍺的提取技術和鹵水提鋰技術，以及碳捕集及地質建造調查評價應用等；三是構建戰略性礦產資源儲備體系，推動初級產品、產能、礦產地儲備相結合，擴大儲備品種和規模，明確規劃、收儲、輪換、動用和監管等機制，全面提升我國戰略性礦產安全應急管理水平；四是積極參與全球礦產治理體系變革，對接拓展全球治理機制，在制定全球治理規則、創新治理工具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增強我國在全球礦產資源治理中的話語權。

作者信息

范振林（1981—），男，山東省青島市人，中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工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自然資源與生態經濟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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