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的地礦部到國土資源部，再到如今的自然資源部，它們培養了無數優秀的地質工作者，為祖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地礦部書寫了那個時代屬于地質的輝煌，成為老一輩地質人心中永不磨滅的記憶！

1998年3月10日，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根據這個決定，由地質礦產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海洋局和國家測繪局共同組建國土資源部。

3月17日，地礦部發布了最后兩個文件<地質礦產部關于授權頒發勘查許可證采礦許可證的規定> <地質礦產部關于下發《礦山建設規模分類一覽表》的通知> 地礦部的動態永遠停留在了這一天。

4月8日地礦部撤銷，國土資源部正式成立。

從此地礦部徹底告別歷史舞臺……

地礦部是具有輝煌歷史的一個大部，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勘察祖國地下寶藏

組建地質部，地質工作迅速發展壯大

1950年，全國接管和重新組建了15個地質調查所和研究所，全部職工約800人。為了使當時有限的地質力量發揮出最大的效力，1950年2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計劃局編制了全國的年度工作計劃，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等地區組隊進行野外地質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地質工作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行動。

此時，經過多年戰亂洗禮的中國百廢待興，迫切需要地質工作提供經濟社會發展最基礎的工業原料。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駐前蘇聯大使館接見留學生代表時，為青年留學生任湘親筆題寫了“開發礦業”四個字，極大地鼓舞了新中國地質人對地質事業的熱情。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沖破重重障礙輾轉回國。周恩來總理親自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談起了國際國內形勢、地質工作和地質隊伍組建等問題。按照國家的情況和需求，李四光征詢了當時全國從事地質工作的299位地質人員的意見，建議成立統一規劃全國地質工作的機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而后，我國形成了“一會、一局、兩所”的工作機構體制，即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

 

1950 年 11 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明確提出應該集中人力物力重點解決煤、鐵、石油和有色金屬的資源問題。1951 年，300多名地質工作者組成的84個地質隊分赴全國各地區調查。以李璞為隊長的地質工作者隨入藏部隊進入西藏，這也是中國地質工作者對西藏進行的第一次有組織的地質調查。

1952 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成立，任命李四光為部長，開始在組建機構、建立制度、規劃任務、調集隊伍、培訓人才、生產裝備等方面實施大量開創性的工作。

 

會上，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強調：“地質事業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已成為一項最重要的事業了。”他向地質部門提出，“1953年我國將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了適應國家新的需要，明年的地質工作，也要進行一個大轉變。”即“在一定時間以內，探明一定的儲量”。

全國地質計劃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地質工作開始大轉變。可以說，隨著“一五”計劃的開展，隨著熱火朝天的國家建設，新中國的地質事業進入了第一個快速發展時期。

“一五”計劃， 集中力量支持國民經濟建設

1953 年，中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頒布施行。“一五”計劃為地質工作規定的具體任務主要有：保證五年內開始新建企業的設計所必需的礦產儲量；加強對重要礦產資源的普查和勘探；有計劃地展開全國礦產的普查工作，進行部分的區域地質調查等工作，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并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準備資源條件；加強水利資源和綜合流域開發的地質勘察工作，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發電工程所需的地質資料，并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水利資源開發做好地質準備。

 

為了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地質部門做了極大的努力，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進行重點勘探，另一方面，盡可能地積極開展普查工作，準備新的勘探基地。

第一年，地質部和有關工業生產部門的地質機構，把大部分力量放在野外工作上。當時，重點勘探項目多是國家工業建設的命脈，如鞍山、包頭、大冶等鋼鐵基地，大同、開灤、撫順、平頂山等重要煤田，東川、白銀廠、中條山、銅官山、水口山、個舊、贛南、昆陽等礦產地，希望在最短時間內得到較大的成果，從而保證國家急需的礦產資源的供應。

在地質部的有力領導和全體地質工作者如火的熱情下，地質工作呈現出巨大活力和戰斗力：“一五”計劃原本要求對19種礦產進行勘查，結果地質工作對74種礦產進行了勘查，有63種取得了可供工業設計使用的儲量。其中銅的儲量較1949年前的估計數字大14倍，鉬的儲量增加了50倍，石油儲量較解放前增長了32.5倍。

“一五”期間，地質部門還在華北、松嫩、關中等平原，內蒙古、河西走廊、四川、新疆等地開展了綜合性的區域水文地質調查；進行了北京等15個城市的地下水供水勘察工作。同時，進行了長江三峽、黃河三門峽、漢水丹江口等200多個大中型水庫的工程地質工作；完成了寶成、集二等8條鐵路，武漢長江大橋以及一些海港和國防工程的地質勘察工作。

這一階段，地質部門在組織機構上也愈發完善。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并在六大行政區設立地質局。

 

擴大專業隊伍，著力建設地質人才的搖籃

地質工作的大發展需要大量地質專業人才。1950 年，南京地質學校和東北地質專科學校建立，全國各大高校地質系也開始擴大招生，當年全國地質專業招生達 600 多人。盡管在1952年底，地質部門調集和培訓的技術人員已達1000多人，但離至“一五”末期（1957年）技術力量要發展到1.9萬人的計劃還相距甚遠。

1952年秋，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唐山工學院（唐山鐵道學院）地質系和西北大學地質系二年級學生合并成立北京地質學院；在長春，在原東北地質�？茖W校的基礎上，合并山東大學地質礦物學系及東北工學院地質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組成了東北地質學院（后更名為長春地質學院）；在南京，以原華東軍事測繪學校為基礎，創辦了南京地質學校，辦學規�？涨皵U大。在地質部1953年的預算中，投入學校建設的資金，比地質勘探費還多了將近30%。國家對地質人才培養的重視可見一斑。

1955年，北京大學也恢復了地質系。1956 年，以重慶大學為基礎，在北京和長春地質學院的支援下，又創立了成都地質勘探學院。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工業部門的學校也建有地質系，如北京石油學校、北京礦業學院、昆明工學院等。1956年，僅地質部屬地質學院和中等地質學校在校生達 26842 人。

至1966 年，除地質部所屬的北京、長春、成都三所地質院校外，全國已有 20 多所高校和幾十所中等院校設立了地質系及其相關學科。地質教育的蓬勃發展為新中國建設培養了大批地質人才。

 

1962年，李四光和地質力學進修班的學員座談

國家高度重視，地質工作凸顯先行與基礎

在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初期，地質工作凸顯了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先行作用和基礎作用。對此，毛澤東在1956年初聽取地質部工作匯報后指出：在國民經濟建設中，地質工作要提早一個五年，一個十年計劃。地質工作必須先行，走在國民經濟建設的前面。

1956年毛澤東主席指示：“地質部是地下情況偵察部。地質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1956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提出：“為了發展重工業，必須繼續加強地質工作，并且使地質普查工作和重點勘探工作正確地結合起來，爭取發現更多新的礦區和礦種，探明更多的礦產儲量，以滿足工業建設當前和長遠的需要”。劉少奇同志在1957年接見北京地質勘探學院應屆畢業生代表時說：“地質工作者是建設時期的游擊隊、偵察兵、先鋒隊，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路先鋒”。

 

當好偵察兵

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對地質工作的關懷和鼓舞，為新中國建立之初地質工作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基礎。1954 年，地質部成立普查委員會，逐步開展了大規模的礦產普查工作，發現了幾十個具有工業價值的新礦區。到20世紀70年代，探明儲量的礦種134種，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國的工業體系建設，300多座礦業城市拔地而起。

自1955 年我國與蘇聯合作開展 1∶20 萬區域地質調查后，1956 年相繼組成了 3 支中蘇合作隊，在南嶺、興安嶺、秦嶺地區進行了 1∶20 萬區域地質調查。1957 年，地質部先后在新疆、南嶺、秦嶺、大興安嶺、內蒙古呼和浩特和河北承德等地區，組織開展了 1∶100 萬和1∶20 萬區域地質測量。從1958年到1966 年，我國已基本完成了中國東部地區的 1∶100 萬區域地質編圖和編測，廣泛開展了 1∶20 萬區調，并在個別省開展了 1∶5 萬區調試點。

1955 年，地質部組建 5 個石油普查大隊。經過三年偵查，找到了256 個可能儲油的構造，發現了以青海冷湖、四川龍女寺為代表的一批新油田，肯定了西北及西南等地區的含油遠景，尤其是通過地質調查和地球物理工作，指出我國東部的松遼平原、華北平原具有良好的含油條件，由此我國石油地質工作在 1957 年戰略東移，為后來的大油田成功鉆探奠定了基礎。

 

通過石油地質普查，認為松遼盆地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

1956 年 3 月，地質部召開第一屆全國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協作會議，提出為適應國家工農業發展需要，地質部門把重點從工程地質轉向水文地質工作。1957年~1960 年，地質部先后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內蒙古草原、陜北黃土高原及新、川、桂等地開展了 1∶20 萬和 1∶50 萬的水文地質調查工作。1960年，地質部配合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水電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參與了南水北調的選線考察工作。

此外，1959 年我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地層會議，大大推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地層和古生物工作的總結，并制定了我國第一個地層工作規范。同一時期，地質力學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其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并推廣到應用中，解決實際問題，還編制了全國構造體系圖。

可惜的是，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時期，地質勘查工作與整個國民經濟一樣，遭到了極大的破壞。1970 年 6 月，地質部被撤銷，并入國家計委，更名為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最初幾年，地質勘查處于無政府和半無政府狀態，地質管理機構癱瘓，指揮中斷，直到 1978 年，地質工作才得以恢復與發展。

1975年，國家地質總局設立，孫大光任局長。

1979年，地質部恢復。

1982年，改名地質礦產部。

1998年，地礦部撤銷，設立國土資源部。

新中國地質工作的開創者——何長工

毛澤東、周恩來親定何長工為地質部副部長

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很多想上的項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地質情況不明，礦產資源不清，拖了后腿。因此，中央決定成立地質部。關于地質部部長的人選，中央選定了解放初期應召回國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為保證李四光有充分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需要找一位閱歷豐富、富有很強組織能力和管理經驗的得力副手主持地質部的日常工作。毛澤東、周恩來想到了何長工。

1952年8月7日上午，時任中央財政經濟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薄一波找何長工談話。薄一波說:“組織上決定調你到即將成立的地質部去工作。”

何長工聽了很感突然。他認為，自己不懂地質，早年學的是機械，隔行如隔山，搞工業還稍懂一點，搞地質上山找礦，那可完全是兩回事，何況自己是個二等殘廢（1929年，何長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留守井岡山斗爭，在一次戰斗中，和敵人搏斗，從十幾丈的懸崖上摔下去，左腿致殘），要一個跛腿去爬山越嶺，確實也有困難啊!于是，他對薄一波說:“一波同志，這可為難嘍，我一輩子對組織分配工作沒有講過價，這次可不可以講個價，我這個跛子爬不了山，搞地質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讓我到機械部或別的部門去工作？”

薄一波回答說:“變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就要討論通過啦！”他還說:“你這次調動是周總理向毛主席提議的，主席說你有那么一股勁，同意你去地質部。事情決定得很急，也來不及事前和你商量。地質部部長由李四光擔任，他是一位國際知名的科學家，仍兼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要保證他有一定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地質部的日常工作，你和劉杰、宋應同志要多做一些，共同把地質工作抓好。”

何長工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

9月，地質部正式成立。何長工調地質部任副部長，后兼任部黨組書記。

當時，我國地質工作基礎極其薄弱，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地質專家只有200多人，新中國成立后，陸續增加了一些地質專業的大學生，但到建部前能歸到地質部的新老地質人員一共也才300來人。勘探鉆機等主要勘探設備也幾近沒有，舊中國留下來的鉆機只有8部，建部初期才達18部，后來又陸續購置，到1952年6月底全國才有40部鉆機；更關鍵的是，舊中國地質工作水平很低，具有工業意義的地質工作幾乎沒有開展。

為了盡快扭轉地質工作的薄弱局面，何長工將工作中的問題和困難反映到周恩來、陳云那里。周恩來對他說:“主席說了，只要資源能夠保證建設的需要，你要什么給什么。”

根據中央領導的提示，地質部黨組制訂了《1952年工作概要和1953年方針任務》，確定全年兩大中心任務:完成地質勘探任務，保證工業建設對礦產資源的需要；做好教育訓練工作，培養地質工作的后備力量。

陳云對地質教育訓練工作非常重視。1952年12月4日，他在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上指出:“明年地質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10倍至23倍。為了完成地質工作的巨大任務，還要用有效的辦法訓練新的地質人才。這項訓練任務，是地質部的重大任務，也是中國地質界的重大任務。”

按照陳云的講話精神，何長工斷然采取非常規的、創新的辦法大抓地質教育和培訓工作。他在1953年10月20日召開的全國地質工作人員會議上指出:“必須用最有效的辦法培養大批人才，提高現有技術人員的業務水平，督促轉業干部加緊學習業務，以迅速壯大地質力量，而不能慢慢地增加力量，推遲國家建設的速度。”“今年我們地質部的工作方針是:大力培養力量，提高業務水平，實行計劃管理，為完成與超額完成1953年的國家勘探計劃任務而斗爭。”

舊中國百業凋零，地質教育更甚，沒有一所地質院校。解放后，許多院校設置了地質系，到1952年，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組建了北京、長春兩所地質學院，招收了2000多名學生，但是，當時兩校尚沒有自己的校舍。何長工從選定校址，確定建校規模，調配師資力量，解決緊缺物資，聘請蘇聯專家，乃至教育計劃實施，都會同部教育司、學校討論，并利用自己的特殊關系，爭取學院所在省(市)和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使建校過程中的許多難題迎刃而解，從而推動了建校進程。一年之后，北京地質學院和長春地質學校教學樓拔地而起，1954年學生們開始在新校舍上課。從1952年秋起，先后籌辦南京、武漢、重慶、長春、西安、宜化、北京、鄭州、廣州、昆明等地質學校并陸續招生，地質教育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

傾心“三館”建設

如何去建立中國的地質裝備和儀器制造工業，以滿足飛速發展的地質事業急需?何長工提出了“借雞生蛋”的辦法。1953年，他親自找時任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商談，把張家口鐵路工廠一鍋端地抓過來，親自指導工廠的改造擴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國第一個地質探礦裝備制造廠--張家口探礦機械廠，結束了我國沒有地質勘探裝備專業生產廠家的歷史。

1956年4月，地質部召開了機械工作會議，何長工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機械工作是地質勘探工作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兵種，而目前是一個薄弱環節。根據地質勘探工作的發展，明年將需要更多的機械專用設備、工具和零配件。過去是依賴蘇聯進口，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因此，今年確定在衡陽、沈陽、重慶、成都等地建立幾個制造工廠與修配工廠。探礦機械一廠今年要著手新型鉆機的試制工作，為明年生產做好準備。”

他還號召全體機械人員、工廠職工提高政治思想和業務水平，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難，打破常規地開展工作，務必使機械工作迅速趕上地質勘探工作的發展需要，以保證國家地質勘探任務的勝利完成。

從1955年至1966年，何長工繼續求援于兄弟部門和有關省市領導，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地質部先后建起了衡陽、上海、北京、重慶等探礦機械廠和無錫鉆探工具廠，以及北京、上海、重慶3個地質儀器廠。

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地質部已擁有各類鉆機2199臺，是解放初期的140多倍。此外，還擁有磁力儀、重力儀、電法儀、地震儀、測井儀等先進地質儀器。

地質博物館、地質資料館和地質圖書館俗稱地質“三館”，是隨著地質工作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被認為是地質工作發展的標志。其中地質博物館始建于1916年。地質圖書館始建于1922年。由于當時館舍簡陋，地方狹窄，許多有價值的地質資料和圖書未能保存下來，影響了地質事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何長工提出把“三館”建設提上議事日程。

1956年1月，何長工召開地質部黨組會議，決定在北京建立規模宏大的地質博物館、地質資料館，還根據周恩來指示，對地質圖書館進行了全面檢查，并以地質部黨組名義向周恩來提出建立全國地質圖書館的報告。經過何長工等人的努力，一個宏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三館”建設計劃開始實施了。

“三館”建設的任務十分繁重，何長工在地質部召開的資料工作和博物館會議上，反復強調“三館”建設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領導與工作人員應給予高度重視。為加速“三館”的基建工作，他親自找有關部委，甚至還找周恩來求援，解決基建材料問題。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三館”大樓終于在北京繁華的鬧市建成。資料館和圖書館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質資料、圖書的保管與借閱條件；博物館收藏了豐富的國內外各類地質標本和各種圖表照片模型，為參觀學習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三館”對促進地質事業的發展，加強國際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難時期，有的地方關閉了地質陳列館，連南京地質陳列館這樣的大館也被挪作他用了。何長工在全國地質博物館會議上嚴肅指出:“這是和當前博物館大發展的形勢相矛盾的。我這里要大發展，你那里關閉，這不是唱對臺戲嗎?南京地質陳列館歷史很久了，國際上都有名望。你們挪用又不向部里請示，這是個原則問題�；厝ヒ�馬上恢復原狀。需要房子，等新館蓋好了才能遷移，不能停止開放。”他還明確表示，如果要動北京、南京等地質學院的地質博物館，必須征得他的同意。這樣才使這些地質陳列館沒有下馬。

致力于尋找和勘探石油資源

礦產資源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被稱為“工業的糧食”。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我國礦產資源“家底”不清，國家經濟建設處于等米下鍋狀態。毛澤東、周恩來對此十分重視，多次垂詢李四光和何長工。

毛澤東說:“地質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要求地質部黨組切實加強地質工作，有關礦產資源情況，要每周向中央主要領導報告。

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全國廣大地質工作者艱苦奮斗，不到4年時間，我國地質資源“家底”不清的現象得以初步改觀。1956年9月，何長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他自豪地說:“國家要求地質部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探明十幾種礦產儲量，而實際已探明三十幾種礦產儲量，基本上保證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業建設的需要。”

地質部探明的這些主要礦產的儲量，連同其他部門探明的儲量，不僅解決了鞍鋼、包鋼、武鋼等重要鋼鐵基地“一五”期間急需的礦產原料，而且保證了“二五”期間開始的新企業對礦產原料的需要。

為了加速石油資源的開發，從1955年起，何長工集中主要精力協助李四光抓石油天然氣的普查勘探工作。

1955年1月20日，地質部召開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制訂了年度石油天然氣普查工作的方針與任務，決定組織數十個地質隊，分赴西北、西南、東北等地區進行石油天然氣的普查工作。

1955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翌年2月26日，何長工在向毛澤東匯報地質部工作情況時說:“1955年初，地質部開始擔負石油普查任務，組成了24個地質隊、18個物探隊、20個地形大地測量隊。石油普查職工達到1200余人，其中地質人員200余人，共發現了171個可能儲油的構造。”“過去某些地質人員認為中國是缺石油的國家，事實證明，我國石油的希望是很大的。我國有許多適于儲油的構造和地層，如柴達木盆地、華北平原、四川盆地等。”

1956年初，陳云召見了何長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關于加強石油勘查的意見，并指出要在兩三年找到一兩個大油田。

遵照陳云的指示，依據幾年來所取得的地質勘探成果，并根據李四光地質力學理論，地質部黨組于1957年底作出戰略東移的決策。石油地質大軍千里轉戰，揮師東進松遼平原。

1958年6月24日，何長工懷著喜悅的心情向黨中央報喜。他在報告中寫道:“石油最近又有新的發現，我部松遼石油普查大隊，最近在遼寧公主嶺發現了一個比四川龍女寺還大的構造，在1001號鉆機鉆到1700公尺處見到了3公尺的含油層。據蘇聯專家的推斷，可能是第二個巴庫。”

1959年9月26日，大慶長垣高臺子構造上鉆進的第三口基準井(松基3井)噴出了工業油流；翌日，地質部在扶余構造進行鉆探的27井也獲得工業油流。松遼油區地質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0年4月，何長工到松遼平原視察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吉林省委領導下，以地質部為主組成了江南指揮所，開展松花江以南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為下一步組織新的會戰準備新的基地。

1963年11月，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宣告：“我國需要的石油，現在可以基本自給！”從此，中國摘掉了貧油帽子，結束了依靠“洋油”過日子的時代。石油的增產對國民經濟調整、恢復和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呼吁國家采取措施改善野外職工生活

地質工作以其知識密度高，勞動強度大，成為我國最艱苦的行業之一，不僅長年野外作業，工作流動性、分散性大，生活條件十分艱苦，而且地質人員多在荒無人煙的高原戈壁和深山老林找礦勘探，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地質職工正是在這種艱苦的工作環境中，不僅為國家找到了豐富的礦產資源，而且歷經40多年風雨錘煉，形成了一種行業精神，這就是“以艱苦奮斗為榮，以找礦立功為榮，以獻身地質事業為榮”的“三光榮”精神，何長工既是這種精神的首創者，又是實踐者。

何長工以自己豐富的革命經歷首先認識到，要在廣大地質職工中樹立一種信念和精神，保證地質隊伍革命化。他號召地質職工艱苦奮斗，努力工作，以苦為樂，以苦為榮。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和機關“在思想建設上，除進行基本的理論、政策教育外，要經常掌握各類人員的思想動態，通過各種形式進行生動活潑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啟發覺悟，要培養鍛煉職工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覺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具有大公無私、忘我勞動、認真負責的優良革命品質……建立起國家主人翁的態度”。

地質隊流動性大，職工戶口和糧食副食品供應問題，子女上學、就業問題，婚姻問題等，都是地質隊經常面臨的難題，這些難題解決不好，直接影響到地質隊伍的穩定和國家任務的完成。何長工要求領導干部督促有關部門搞好職工物質、文化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作風。他指示部供應司，要搞好職工生活用品的供應，提出：“地質工作者長年跋山涉水，野外作業，沒有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作保障，就不能適應艱苦環境，隊伍的鞏固和發展就有困難。”

何長工親自找地質隊所在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同志陳述意見，爭取就地解決。當地解決不了的，便及時向中央、國務院報告，有時他還直接找到李富春、薄一波等，甚至找到周恩來爭取支持和解決。他通過到野外地質隊調查，發現一些公安、糧食部門不了解地質工作的流動性，為了減少本地的人口糧食銷量，以地質工作者不在本地長住為由，要求他們把戶口遷出，或限期把糧食關系轉走，有全國糧票也拒絕售糧。為此，地質部與公安部、糧食部于1961年11月4日聯合向國務院呈報了《關于地質、測繪野外隊勘測人員的戶口和糧食供應問題的報告》，同年12月30日，國務院批復同意，使問題得以解決。

在1964年全國地質工作會議上，何長工再次提出研究解決野外地質職工的勞保、生活福利待遇問題，并代國家經委起草了《關于解決野外地質職工勞保、生活福利等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經國務院批準，由國家經委、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聯合向全國頒布實施，較好地解決了職工的勞保用品、糧食供應、家屬基地、子女入學就業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問題。此外，在何長工的悉心關注下，地質部和各省區地質局克服種種困難，逐步籌建了地質職工療養院、地質隊后方基地和地質文工團等。

何長工對地質事業殫精竭慮的精神，以及他對地質職工的關心，被廣大地質職工銘記在心。1980年4月14日下午，地質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地質系統評功授獎大會，何長工以老一輩地質工作領導者身份出席會議。這次大會非常隆重，鄧穎超、王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會議。地質職工對何長工的到會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表達了廣大地質職工對何長工由衷的敬愛和感激。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強加給何長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進行了殘酷的迫害，使他身心蒙受了嚴重的摧殘。

1975年11月初，毛澤東批準何長工的請求，將他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副校長，后任軍事學院副院長。何長工離開了自己曾一手創立起來的地質事業，又在軍事教育崗位上為推動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付出了心血。

1987年12月29日，何長工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他在病故前兩年給黨中央寫信說:“我今年已85歲了，入黨也整整63年了。幾十年來，無論是在東西南北，還是職務上的高低升降；不管是在順利發展的，還是遇到艱難困苦的時刻，我總是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何長工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實踐了為振興中華民族“扛一輩子長工”的夙愿。

來源：中國國土資源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百度百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