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于：中國國土資源經濟，原文鏈接：本刊編委 余韻 | 強化經濟研究，提升礦產資源保障能力

• 2022年10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山東省地礦局第六地質大隊的回信中指出，礦產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礦產資源勘查開發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重新認識和把握我國礦產資源供應保障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新任務。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完善礦產資源經濟研究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運用開放性、前瞻性和跨學科的思維可以為提升礦產資源保障能力提供新答案、新方法、新舉措。

• 礦產資源經濟研究一直都在圍繞增強礦產資源保障能力而提供基礎和路徑選擇。礦產資源經濟研究嘗試回答一些基礎性問題，譬如：我們需要什么礦產資源？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邊界在哪里？怎樣最好地利用已有礦產資源以獲得我們需要的產品？礦產資源不同于其他初級產品，因為人們無法直接感知礦產資源與人類之間所關聯的性質和程度。我們無法用統一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礦產資源的絕對價值，更多的是依賴于人們所設置的規則和約定。對礦產資源的表征受到人類思想和社會建構的支配，對礦產資源的認識處于特定模型、規則和語言的“三棱鏡”之中。因此，需要謹慎地構建概念和模型，用來量化這種聯系和表達性質與程度。礦產資源經濟研究是其中的基礎研究之一，比如，礦產資源全生命周期流量、存量的計算和跟蹤是認識資源節約集約循環利用的基礎研究，可耗竭礦產資源最優跨期的決策和配置是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的基礎研究。礦產資源經濟學正是使用模型、規則和語言來認識礦產資源的學科，尤其強調經濟研究在制定礦產資源管理政策時所起的揭示、分析、評價和預判作用，是著重研究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與保護政策的一門應用經濟學。

• 在一個物理—社會—經濟系統中考慮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及其最優污染水平，由此重新厘定礦產資源最優保障能力。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把礦產資源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的分析中，出現了達斯古普塔、索洛、哈特維克分別撰寫的三篇可耗竭資源利用模型的經典論文。20世紀90年代，礦產資源經濟學更加注重資源要素、生態環境、技術手段等多方面的綜合研究。通過資源跨期最優配置研究，形成了以霍特林準則、索洛-哈特維克準則、世界銀行真實儲蓄、弱可持續性等為主線的礦產資源經濟理論并得以應用。進入21世紀，隨著西方礦產資源消費量進入平臺期，發展中國家也十分關注礦產資源與經濟增長、資源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對于資源詛咒問題，現在已經將重點從增長問題轉向了發展與福祉問題，討論礦產資源配置與社會發展不平等、環境健康、人均壽命、教育水平等能力代理關系。當前，“增長的極限”不在于礦產資源的耗竭，而在于開采礦產資源對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礦產資源經濟學研究需要在物理-技術表征與礦產資源的社會—經濟模式之間不斷地反饋和回溯。

• 立足新發展階段，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完善中國礦產資源經濟研究。做好礦產資源供給保障工作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性課題，在戰略謀劃之前必須再次認識和把握幾個關系，即：調查、勘查、開發和保護的關系，資源高效利用和全面節約的關系，增強國內資源供應能力和厘定資源安全底線的關系，礦產資源所有權、礦業權、他項權利人之間的關系，等等。立足我國資源國情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實踐，運用不斷發展的礦產資源經濟研究來回答這些關系，可以為新形勢下保障初級產品供應提供基礎和路徑選擇，讓各類主體特別是地勘單位在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抓住找礦增儲、循環利用、替代節約、進口補充等環節，在初級產品供應保障的宏大實踐中不斷豐富礦產資源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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